比，用种种刑具都不肯招供，不知周兄审讯罪犯有何新招？”周兴洋洋得意地吹嘘说：“我一向有个奇妙的方法，就是用一只大瓮，四面架起炭火，烧得滚烫，然后把囚犯放进去，你看他招不招。”这时，来俊臣奸笑一声，立即叫人搬来一只大瓮，烧得通红，厉声喝道：“周兴，你图谋造反，已被揭发，我奉密诏惩办你，现在就请君入瓮！”周兴一听吓得瘫倒在地，认罪服法。这是酷吏周兴滥施刑讯反而自食其果的故事。
唐代要求司法官在判决时必须依法定罪判刑，即必须“引律、令、格、式正文”，“如无正文则依《名例律》所定比附原则行事”，违者要负刑事责任。这是一个重要的规定，表现了封建法治的要求，这对于限制官吏权力ib.的滥用和保证审判符合封建国家的利益，起了一定作用。但对老百姓不会带来多么有利的判决。
唐律规定罪犯不服判决可以上诉。不服县判决的，可上诉到州；不服州判决的，可上诉到尚书省，由左右丞相详审，“再不服得向三司陈诉”。在一般情况下，不准越级上诉。接受上诉的司法机关，要更为详细地审讯，违者，笞50。唐律的这个规定，在封建司法机关遵循“官无悔判”的原则之下，加上繁琐的程序，因循拖沓玩忽民命的官僚作风，“更审”很少会作出改判，反而会给上诉者带来更大的损害。
在唐代，除了上述一般上诉制度外，还有非常上诉程序即“直诉”，又叫“告御状”。当时直诉有四种形式：一是“登闻鼓”，即在东(洛阳)西(长安)两京城门外悬挂一只大鼓，申诉冤屈者可击鼓直诉皇帝，要求复审。唐律规定：“挝登闻鼓不实，杖80；主司即不受理，加罪一等。”二是“伸冤匦〔gui癸〕”函。唐武则天时期在朝堂设置四个铜匣，名曰“匦”，其中“伸冤匦”，收受诉状，并设有“理匦使”这一官职负责处理诉状。三是“邀车驾”，即在皇帝出巡车驾经过时，拦路喊冤，上表皇帝申诉冤情。但是申诉不实也要处80杖的刑罚。伸冤者只能在仪仗队外俯首陈告，若冲入仪仗队内，杖60。四是“上表”，直接向朝廷上表章，披陈冤情。
唐代的死刑复核，从唐太宗时起，把隋代的“三复奏”制度作了更改，在京师实行“五复奏”，在地方仍实行“三复奏”。这一更改不是偶然的，事出有因。唐太宗李世民先后怒杀了大理寺丞张蕴古和交州都督卢祖尚以后，再三追悔，自己责备自己思虑“不审”，他还斥责臣僚们为何不加谏阻，以致错杀二人。他认为当时实行的“三复奏”，即死刑执行前应向皇帝请示三次的规定，用处不大。他说：“比来决囚，虽三复奏，须臾之间，三奏便讫，都未得思，三奏何益？”说是三复奏，很快就奏完，有什么用处。于是他决定改三复奏为五复奏，即处死前一日、二日复奏，执行之日又三复奏的制度。就是说，即使依法应处死刑，但情有可原的，仍有获得从宽免死的机会。?.
(3)判决执行制度
唐代以罪刑的不同有不同执行的规定：笞、杖刑的判决在县执行。徒刑的执行，在京师。男犯送将作监所服劳役，女犯送少府监所服劳役。流刑应按期送配所劳役，稽留不送的，一日笞30，三日加一等。死刑应在复奏皇帝批准下达三日后执行，并应依法定方法执行，应处斩刑的处了绞刑，或者应处绞刑的却处了斩刑，处司法官一年徒刑。死刑一般公开执行，采取“斩于市曹与众弃之”的示戮制度，重者陈尸三日，以示惩戒。唐代承继汉代以来的秋冬行刑制度，死刑应在所谓肃杀之气的秋分季节之后执行，如果在立春至秋分之间的万物生长的季节时执行死刑，要处司法官一年徒刑。对判处死刑的孕妇作了限制性规定，应在产后100日执行。未产或产后未满百日而行刑的，也要分别处司法官二年、一年徒刑。唐代还有“妇人犯罪非斩者，绞于隐处”(《唐六典·刑部》)的规定。这些规定被宣扬为施“仁政”。
(4)监政管理
唐朝在京师、州、县普遍设置监狱，各监狱都设有主管的官吏狱丞和狱吏，其组织系统和管理机构都比较完备。唐律断狱篇规定按罪情不同分别监押：死囚戴枷，轻罪散禁，被罚作苦工的罪犯还可10天一休息，病给医药，重病者家属可入狱陪住。唐朝统治者重视狱政，刑部每年正月要派遣使臣去巡查。唐律规定囚犯应戴刑具而未戴、脱去或改变刑具，主管狱吏要处笞、杖刑，还规定了囚粮、医药和入视的制度。凡是应给囚犯衣食、医药而不给的，应让其家属入视而不让入视的，应脱去刑具而不给脱去的，处狱吏60杖。狱吏窃减囚犯口粮致死的，处绞刑。这些规定是为了缓和阶级矛盾而制定的，事实上不可能完全实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