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再次面临抉择的艰难。
经过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彭德怀、高岗等人的反复讨论后，中国领导人最终做出决定：即使在没有空军的掩护下，也要立即出动，抢在美军的前面，至少在朝鲜境内占领一片可以部署部队的地盘。抗美援朝不是空话，战机一失，就不复再来。其理由在毛泽东发给还在苏联的周恩来的电报中阐述得很明白：恩来同志：与政治局同志商量的结果，一致认为我军还是出动到朝鲜为有利。在第一时期可以专打伪军，我军对付伪军是有把握的。可以在元山、平壤以北大块山区打开朝鲜的根据地，可以振奋朝鲜人民。在第一时期，只要能歼灭几个伪军的师团，朝鲜局势即可起一个对我们有利的变化。
我们采取上述积极政策，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
对世界都极为有利；而我们不出兵，让敌人压至鸭绿江边，国际国内反动气焰增高，则对各方不利，首先是对东北更未利，整个东北边防军将被吸住，南满电力将被控制。
总之，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
毛泽东一九五零年十月十三日这封电报，不仅仅是提供给周恩来向斯大林表态的，也是对中国方面为什么出兵朝鲜的最实际、也是最明确的阐述。
据后来的西方史料记载，当周恩来向斯大林表示，即使没有苏联空军的支援，中国也决定出兵时，“斯大林流出了眼泪”，连说“还是中国同志好，还是中国同志好”。不管这种传言是否可信，中国人的举动出乎苏联人的预料之外是可以肯定的。毛泽东说斯大林根本不了解中国，言外之意是：斯大林根本不了解中国共产党人。
彭德怀的一席话很能说明什么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安东，他对他的部下说：“我这个人命苦。从参加革命那会儿就在苦地方，长征的苦不用说了，抗日战争在太行山，解放战争在大西北，这次又要去朝鲜，到的都是苦地方，这不是命苦吗？我说的是实情。我们共产党人注定要和‘苦’字、‘穷’字订交道。没有苦和穷，还要我们共产党人干什么？”
10月16日，回到沈阳的彭德怀再次召开志愿军高级干部会议，他在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出兵参战的指示，并确定了先组织防御、再配合人民军反攻的基本作战方针。在这次会上，彭德怀还特别说明了出国作战的部队纪律问题：“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博得了全中国人民的赞扬和拥护。到朝鲜后，要切实遵守纪律，不能侵犯群众利益。对朝鲜人民的风俗习惯必须认真注意。只有搞好群众关系，取得群众的帮助，才能取得战争的胜利。一般说来，在下面三种情况下，最容易犯纪律：一、打了胜仗的时候；二、打了败仗的时候；三、遇到艰难困苦的时候。在这三个时候要特别注意。我们要胜利时不骄傲，挫折时不气馁，遇到困难不埋怨。在任何情况下都要虚心谨慎，亲密团结，克服困难，坚持向前看，就能战胜一切敌人。”
10月18日，彭德怀再次应毛泽东之召回京。根据目前朝鲜战局的发展，毛泽东感到原准备以防御为主的打法可能在迅速前进的敌人面前无法实施，于是，与彭德怀面谈了改变战略战术以打运动战为主的作战方案，并决定第十三兵团于19日起开始渡过中朝边境上的鸭绿江。
在彭德怀最初离开北京的时候，毛泽东曾设家宴招待即将上前线的彭德怀。在这个家宴上，毛泽东把自己的儿子毛岸英介绍给彭德怀，且就毛岸英想跟随彭德怀去朝鲜的想法征求彭德怀的意见。彭德怀犹豫了，因为他知道，刚刚结婚的毛岸英对毛泽东的个人感情来讲是多么的重要，他是毛泽东的长子，是杨开慧留下的儿子，而上前线就意味着生命的危险。在毛岸英的恳求下和毛泽东的支持下，彭德怀答应了。
10月8日早晨，在那架向北飞去的飞机上，彭德怀身边的那位俄文翻译就是毛岸英。
当时，从来不喝酒的毛泽东举杯说：“我这杯酒给你们两个人送行！祝你们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正当中国领导人对是否出兵朝鲜在做着艰难抉择的时候，麦克阿瑟向部队下达了“联合国军第四号作战命令”，改变原定的美第八集团军和美第十军在平壤一元山腰部会合的计划，命令这两支部队继续全速前进直到鸭绿江边。就在毛泽东举杯为彭德怀将军送行的那一天，联合国军从三面包围了平壤，开始对北朝鲜首都实施强攻。人民军的外围防线最终被突破，平壤的降落已成定局。
10月19日，平壤陷落。
同是这一天，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开始渡过中朝边境的界河——鸭绿江。
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誓词是：我们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我们是保卫祖国的战士。
当此，美帝侵略台湾、朝鲜，屠杀中国人民，企图进攻中国大陆，扩大侵略战争的时候，为了保卫祖国国防，为了保卫世界和平，我们志愿军出兵朝鲜，配合朝鲜人民军，坚决打败美帝侵略者，消灭中朝人民的共同敌人。
不怕任何艰苦，坚决服从命令，自觉遵守纪律，热爱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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