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摸到了皮带。又用了一秒钟，我摸到了皮带扣。皮带扣紧紧夹在绳网上，我必须用另一只手把自己撑起来才能松开它。我花了好长时间才找到一个能紧紧抓住的地方。接着，我用左臂把自己撑起来，右手找到皮带扣，迅速调整了一下方向，皮带终于松开了。松开皮带扣后，我依然抓着筏沿，而身体又滚进筏子底部，那一瞬间，我终于从绳网上解脱了。我的肺像是要爆炸了一样。我用尽最后的力气，双手抓住筏沿，憋着气，让身体吊在筏子上。我这时已经没有别的办法，只能用自己的体重把筏子翻过来。但我还在筏子底下待着。
我开始呛水了。喉咙又干又渴，火辣辣地疼。可这时的我完全没有在意。这时最要紧的是不要松开筏子。最后我终于把头露出了水面，吸了几口气。我全身无力。我觉得自己根本没有力气再翻过筏沿爬进去。然而此时的我心中还有一件害怕的事情，我泡在水里，而就在几小时之前，我还看见这里到处都是鲨鱼。我确信这可能会是我这辈子要做的最后一次努力，便使出最后残留的能量，爬过筏沿，精疲力竭地栽进了筏子底部。
我也不知道自己这样仰面朝天地躺了有多长时间，喉咙在灼烧，十根手指头都皮开肉绽，一抽一抽地疼。我只知道自己同时有两件要操心的事情：让自己的肺缓一缓，以及这筏子可别再翻了。
清晨的太阳
我在海上的第八天，就在这样的清晨中来临了。整个早晨狂风大作。那时就算下雨了，我也没力气去接雨水。我想雨水至少能让我重振些活力。尽管空气潮湿得要命，预示着马上就要下一场大雨，终究是一滴雨都没落下来。拂晓时分，海面还是波涛汹涌。直到上午八点过后才稍稍平静下来。这时太阳出来了，天空一片湛蓝。
我已经耗尽了体力，趴在筏子边上喝了好几口海水。现在我当然知道这对机体是有好处的。可当时我并不知道这一点，我这样做仅仅是因为喉咙实在疼得无法忍受了。我整整七天没喝过一口水，渴的感觉变得十分异样；它一直痛到喉咙深处，痛彻胸骨，连锁骨下面都疼痛难忍。那也是憋气后的一种绝望。海水能稍稍缓解一点这疼痛。
暴风雨过后，大海往往是碧蓝碧蓝的，就像风景画：要是在岸边，会看得到海面上静静地漂着被暴风雨拔起的树干树根。海鸥们也都纷纷出动，在海面飞翔。这天早晨，风停了下来，海面亮闪闪的，筏子笔直轻快地向前滑行。海风温暖舒适，我的身体和精神都得到了些许恢复。
一只硕大的黑色海鸥在筏子上空盘旋，它看起来年岁不小了。毫无疑问，我应该离陆地不远了。几天之前我捉到的那只海鸥很年轻。而年轻的海鸥能飞行很长的距离。有人在离岸几百海里的地方都遇见过它们。可一只又大又笨重的老海鸥，比如说第八天在我的筏子上空飞过的那一只，应该不会离开海岸一百海里以上。我打起精神，又有了坚持下去的力量。就像头几天一样，我又开始在海平面上搜寻起来。海鸥成群结队在四周翱翔。
我觉得自己有了伴，很开心。我也不觉得饿了。海水也喝得更勤了。一大群海鸥在我头顶盘旋，我顿时觉得自己不再孤单。我想起了玛丽·埃德瑞斯。“她怎么样了？”我这样问自己，耳边响起了看电影时她为我翻译对白的声音。说来也巧，就在这一天（不知为何，那是我唯一一次想起玛丽·埃德瑞斯，没准是因为天空中到处飞翔的海鸥吧），玛丽正在莫比尔的天主教堂里为我做安灵弥撒。那次弥撒，据后来玛丽往卡塔赫纳给我寄的信上说，正是在我失踪后的第八天举行的，为了让我的灵魂得到安息。现在我觉得，其实也是为了让我的肉体得到休息，因为那天上午，就在我想起玛丽·埃德瑞斯的时候，她正在莫比尔参加弥撒，而我在海上看着那些海鸥，心情很愉快，因为海鸥意味着离陆地不会太远了。
我差不多一整天都坐在筏沿上，瞭望着海平面。天空清澈透亮。我敢肯定，在五十海里开外的地方，我看见了陆地。筏子在前进，就连双人四桨都不可能达到这个速度。它在平静湛蓝的海面上笔直前行，就像是有发动机在推动似的。
一个人在筏子上待了七天，一定能察觉到海水颜色最细小微妙的变化。三月七日下午三点半，我发现筏子进入了一片水域，那里的海水不再是蓝色，而是墨绿色。有一刻，我甚至看见了两种海水的分界线：这边是我七天以来一直看见的蓝色海面；而那一边，海水是绿色的，明显更浓烈。天空中满是海鸥在飞翔，而且飞得很低很低。它们飞过我头顶时，我能感觉到它们翅膀扇起的劲风。这些征兆再明白不过了：海水颜色的变化，成群的海鸥，这一切都在告诉我，今夜我不能入睡，要随时保持警觉，以便发现岸上的灯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