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在值勤的人的铺位。我手扶着一张张上下铺，努力想迈开脚步，这时，我忽然想起米格尔·奥尔特加。
他已经动弹不得了。听到命令，他也努力想爬起来，但因为他已经晕得七荤八素，又摔回了床上。我把他扶了起来，安顿到靠左舷的一张床上。他声音低哑、有气无力地对我说，他感觉自己不行了。
“要不我们去争取一下，别让你再去值勤了。”我对他说。
这样说不太合适，可如果米格尔·奥尔特加真的一直躺在他的铺位上，他也不至于死掉的。
二十八日凌晨四点，在船尾集合的我们六个，全都一夜没合眼。这中间有我朝夕相处的伙伴拉蒙·埃雷拉，还有领班的士官吉列尔莫·罗索。那是我在舰上的最后一次值勤。我知道下午两点钟我们就会到达卡塔赫纳。我打算交完班后好好睡上一觉，这样，当晚就可以上岸玩个痛快。离开卡塔赫纳已经有八个月了。清晨五点半钟，我在一个见习水兵的陪同下，去底舱检查了一回。七点钟，我们替换值勤的人，让他们去吃早餐。八点钟，他们又换下了我们。这就是我的最后一班岗。一切都太平无事，只是风越刮越大，浪也越来越高了，浪冲上舰桥，拍打着甲板。
拉蒙·埃雷拉在船尾待着。待在那里的还有头戴耳机的值勤救生员路易斯·任希弗。甲板中央半靠半躺着晕得半死不活的枪炮大副米格尔·奥尔特加。船的这个位置晃动得缓和一些。我和二等水兵埃德瓦尔多·卡斯蒂约聊了几句，他是舰上的仓库管理员，单身，波哥大人，为人很拘谨。我也记不起来我们当时都聊了些什么。我只知道，从那时算起我们再一次碰面是在几小时后，他掉落海水，沉下去了。
拉蒙·埃雷拉正在搜集硬纸板，想用它们把自己遮起来，试图睡上一觉。舰船晃来晃去，卧室里根本睡不成觉。浪越来越猛，越来越高，一次次涌上甲板。我和拉蒙·埃雷拉在船尾绑得结结实实的冰箱、洗衣机和电炉之间找个地方妥妥地躺了下来，我们可不想被打上来的浪头卷走。我仰面躺着，看着天空发呆。这样躺着的时候，我心里踏实了一些，心想过不了几个小时，我们就能到卡塔赫纳海湾了。没有什么暴风雨；天气十分晴朗，能见度很好，天空蓝得透亮。这会儿我也不觉得鞋子打脚了，刚才交班之后，我换了双胶鞋。
寂静无声的一分钟
路易斯·任希弗问我几点钟了。十一点半。一个小时了，舰船一直倾斜着，朝着右舷倾斜得很厉害。扩音器里又传来了昨天夜里发布过的命令：“全体人员移到左舷。”我和拉蒙·埃雷拉没有动弹，因为我们本来就在左边待着。
我想起了米格尔·奥尔特加，不久前我还在右舷见过他，就在这时，我看见他晃晃悠悠地走了过来，靠着左舷躺下了，依然晕得死去活来。这时，驱逐舰突然令人恐惧地歪了一下；有点失控。我屏住了呼吸。一个巨浪向我们袭来，我们全身都湿透了，就像是才从海里被捞上来的一样。过了好一会儿，驱逐舰才好不容易恢复到正常的位置。路易斯·任希弗站在岗位上，脸色发青。他紧张地对我们说道：
“真见鬼！这条军舰失控了，控制不住了。”
这是我头一次看见路易斯·任希弗紧张。在我身边，拉蒙·埃雷拉若有所思，他也是浑身上下没一块干地方，依然是一声不吭。一时间，四下里一片寂静。过了一会儿，拉蒙·埃雷拉开口说：
“只要上头一发命令说砍断缆绳，让装的这些货滚下水里，我头一个就去砍。”
这是十一点五十分的事。
我也这么想，迟早他们会发出这样的命令，把绑着货物的绳索砍断。这种做法有个名字，叫“减轻负荷，轻装前进”。只要命令一下，收音机呀冰箱呀电炉呀全都会滚进海里。我想，真到那个时候，我就得下到舱房去，因为虽说在船尾也很安全，可那是因为我们躲在了冰箱和炉灶中间。一旦没了这些东西，随便一个大浪就能把我们卷到海里。
舰船继续在波涛中挣扎前行，可倾斜得越来越厉害了。拉蒙·埃雷拉将一块篷布卷了卷，把自己裹了起来。我们都用篷布盖住了自己，又一个大浪，比刚才那个要大得多，直冲着我们扑来。我用双手护住脑袋等大浪过去，半分钟后，扩音器又沙沙响了起来。
“这回准是要求砍断缆绳。”我想。可传来的却是另外一道命令，那声音坚定自信，不慌不忙：“所有在甲板的人员，请套上救生圈。”
路易斯·任希弗无比镇静，他一只手扶住耳机，用另一只手去套救生圈。而我，每一次大浪过后，总会先感到一片真空，接下来是一阵寂静。我看见路易斯·任希弗已经套好了救生圈，又重新把耳机戴好。于是我闭上双眼，耳边清清楚楚地听到了我的手表嘀嘀嗒嗒的声音。
我听了差不多一分钟手表的声音。拉蒙·埃雷拉一动也不动。我估摸着时间是差一刻十二点。离到达卡塔赫纳还有两小时航程。有那么一瞬，驱逐舰仿佛悬在了空中。我抽出手来想看看几点了，可我既没看见手臂，也没看见手，更没看见手表。我甚至连浪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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