备花九天举行追悼活动。在国会大楼，议会点起了灯。在那里，乞丐裹着纸张，在陶立克式立柱和过世总统的沉默的雕像下面睡觉。国家元首看到戴孝的首都，深受感动。当他走进办公室的时候，各部部长身着塔夫绸丧服，站立着守候在那里，和往常相比神态更加庄严，脸色更加苍白。
那天晚上以及随后几个晚上发生的事情后来被认定足以载入历史教科书。不仅因为代表公共权力的顶级人士表现出基督教精神，还因为为了实现埋葬一具卓越尸体的共同愿望，人们以忘我的精神协调不同的利益和对立的观点。多年来，格兰德大妈靠着三只造假的投票箱保证了她那帝国里的社会和平和政治和谐，这也是大妈秘密财富的一部分。仆人、受保护者以及佃农们，不分年龄大小，不仅行使他们自己的选举权，也替一个世纪当中死去的那些选民行使投票权。大妈得以使传统势力战胜临时当局，以阶级优势压倒平民，以超人的智慧凌驾短命的即兴行为。在和平年代，为了实现独霸天下的意志，格兰德大妈采用合理和不合理的方式分派肥缺、美差、好事，维护同党的利益，为此，不得不求助于弥天大谎或选举舞弊。在混乱时期，格兰德大妈秘密地向拥护者发放武器，公开援救牺牲者。如此的爱国热忱使她赢得了至高无上的荣誉。
为了掂量自己责任的分量，共和国总统无须求助谋士。在总统府接见厅和用方石铺路、专供总督们停车的小院子之间，横亘着一座种植浓绿柏树的内部花园。殖民时代后期，一位葡萄牙修士为了爱情在那里上吊身亡。黄昏后，总统经过那里，尽管周围的受勋军官们吵吵闹闹，他还是心里没底，按压不住一阵轻微的颤抖。但在那天晚上，这阵颤抖却像一种预兆。他终于充分意识到自己的历史使命。于是，他下令举行九天国丧，按照为祖国捐躯沙场的女英雄级别为格兰德大妈举办葬礼。正如那天清晨他通过全国的电台、电视台向同胞们发表的慷慨激昂的演说中说的那样，这位国家首席行政长官表示相信格兰德大妈的葬礼将为世界树立一个新的典范。
然而，如此崇高的设想却碰上了种种严重的不便。由格兰德大妈先祖创建的国家法律机构对开始举办的活动缺乏准备。法学界明智的博士们、久经考验的法律炼金术士们深入钻研诠释学和三段论，搜寻准许共和国总统参加葬礼的条文。政界、教会和财政界高层人士一惊一乍地度过了好几天。一个世纪内，半圆形的国会大厅里总是在探讨玄而又玄的法律，故而很少有人光顾。如今，在民族名人的油画像和希腊思想家的半身塑像间，呼唤格兰德大妈的声音达到了出乎意料的程度。与此同时，在马孔多酷热的九月，大妈的尸体已经长满水疱。人们谈起她，第一次想象她既没有躺在藤摇椅上，下午两点钟也没有酣睡不醒，更没有涂抹什么芥子泥。经过神话的提炼，只见她十分纯洁，说不出多大岁数。
在无休无止的时间里，人们说啊，说啊，说啊，话语声响彻共和国的四面八方，报社的高音喇叭高度赞扬这些话语。直到某个具有现实感的人在无菌法专家大会上打破了历史性的哇哩哇啦，提醒大家别忘了格兰德大妈的尸体还停放在阴凉处也有四十度的地方，等待处理。在研究成文法的纯净气氛下，对这种常识性的提醒，谁都不为所动。正当大家通过寻找条文，协调认识，或修改宪法为总统参加葬礼寻找根据的时候，有人下令赶紧给尸体涂上防腐剂。
说了那么多话，流言蜚语也越过边境，横穿大洋，像某种预示一样穿过甘多尔福堡的教皇住处。八月节刚过，教皇从昏睡中醒来，正在窗前观看潜水员潜入湖底寻找一个被斩首的姑娘的脑袋。最近几个星期，晚报只关注这一件事。教皇对离他夏日居所近在咫尺的地方出现的扑朔迷离的案子不可能无动于衷。那天下午，报纸突然变了，把几位可能的遇害者的照片换成了一位二十岁女郎的玉照，周围还加上哀悼的花边。“格兰德大妈！”教皇惊叫一声，当即认出那张模糊的银版照片。好多年前，当他登上圣彼得大教堂的宝座时，曾经有人把这张照片上供给他。“格兰德大妈！”红衣主教团的成员在他们的私宅里齐声高呼。二十个世纪以来，这是第三次在无边无际的基督教王国里出现了惊慌、窒息、奔走相告的情况。教皇连忙搭乘长长的黑色凤尾船，奔向遥远的、不同凡响的格兰德大妈的葬礼。
船只把光彩夺目的桃园和阿皮亚·安提卡十字架路——在那里，温柔的电影女演员没有获知令人震惊的消息，还在舞台上闪烁着金色光芒——抛在身后。接下来，被抛在身后的是台伯河地平线上圣天使堡阴暗的碉楼。黄昏时，圣彼得巴西利卡教堂深沉的丧钟声和马孔多开裂的青铜钟声交相呼应。透过茂密的甘蔗林和静悄悄的泥塘——这是罗马帝国和格兰德大妈牧场的分界线——教皇在闷热的顶棚下，整整一夜听到被人群脚步声惊扰的猴子吱吱的叫声。夜航期间，那艘教皇专用船渐渐塞满了装木薯的口袋、成串的青香蕉和装母鸡的背筐以及男男女女，这些人丢掉日常活计，打算在格兰德大妈的葬礼上卖卖东西，赚几个小钱。那天晚上，教皇在教会历史上首次感受到熬夜的狂热和蚊子的叮咬。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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