仓日记>传》的初稿，是在夏天。我们住在六叠、四叠半、三叠的原兵器厂的职工住宅，妻子和五个孩子一起睡在旁边的蚊帐中。再旁边?的一间里，年迈的父母发出呼呼的鼾声。我边用茶色团扇驱赶着蚊子，边写着稿子。有时，还到黑暗的厨房去喝水。
在那之前，我的小说在《朝日周刊》获奖后，经报社企业部一个职员的介绍，我时常去若松市的火野苇平那里。火野乘飞机来往于东京和若松之间，我每次去火野家，那里总是挤满了北九州的文学爱好者。恕我直言，那是一帮跑前跑后拍马捧场的人。因此，我很少能同火野说上话。而且，那些人对我这个半路出家的人总是报以白眼，（也许是我的错觉），我于是疏远了火野。但火野很热情，还曾向出版社推荐过我的小说。
许久以后，我曾与火野一起参加过《文艺春秋》的年终文士剧，火野看着我，发出忠告：“这一阵你象是写得太多了，不控制一下对身体不好啊！”此后不久，火野就在一个寒冷的夜晚死在工作间里。
由于这个原因，与地方的《九州文学》相比，我因奇妙的机缘成为《三田文学》的同人，但这也没有多长时间。木木卸任以后，我也不再是同人。归根结底，我在哪里都不过是外人而已。
获得芥川奖一年之后，我调到东京本社工作。在《文艺春秋》上获奖后，我第一次发表的作品仅仅是《战国权谋》和《菊花枕》。调动工作是我一再提出的要求，报社好意地同意了。
在东京，有半年左右我是单身赴任，住在本书中已出现过的父亲的弟弟家，我的这位叔父一年前已经去世了，婶婶还健在。我一下子有了四个堂妹。
那是昭和二十九年（即1954年），东京刚开始建造公寓，肯出租的房屋极少。我下班以后跑遍房屋公司，人家一听说有八口人，便立即予以拒绝。有半年时间没从九州叫来家属，就是由于这个原因。好不容易我才看好了练马区关町一丁目的一套有三间四叠半的房子。
我去东京车站接家属，母亲很衰弱，在过天桥时上上下下几次用嘴大口喘气，不得不休息一下再走。她的腰也弯了。从那时起，视力也开始减退。
父亲身体很好，到他死去的弟兄家里时，他含着热泪感谢大家的帮助。
父亲到哪儿都是乐天派，而母亲悲观的性格到死也没有改变。“我是受苦的命，”从我小时候就常听她这么说。她的确是倒霉的命。母亲来到关町的家里，一年以后就去世了，去世前眼睛也看不见东西了。一步也不能出去。在榻榻米上，她用手试着摸着爬，那样子与祖母完全相同。尽管如此，她还是不放下烟袋和火柴。当死期降临的时候，她的脑子已糊涂了，装好大烟袋，便把点完烟的还燃烧着的火柴头，放在自己枕旁肮脏的隔扇纸上。父亲发现后，大吼一声：“着火了！”把火说成Huvva是伯奢的方言。我正在一旁写稿子，赶忙跑过去，只见隔扇下一团火焰已经烧起来了。母亲在火旁，悠闲地叼着烟袋。真危险！好在只烧了一个隔扇。
.母亲临死前，打了一夜呼噜。这也同祖母临终前一模一样。母亲以前常说“媳妇象婆婆”，果然如此。
父亲在母亲故去之后四年去世，享年八十九岁。他与母亲直到临死，关系还是不好。尽管如此，在母亲死后，他似乎也很寂寞，腿脚也不听使唤了，但还是穿着软底的鞋子到附近转转。父亲是我们搬到滨田山以后去世的。那时我的大女儿马上就要出嫁，父亲却没能看到。其实，就是有力气，他又能有多少视力呢？临死前半年左右，他的瞳孔完全变成灰色的了，使人看了觉得难受。
松本清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