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可以用白色涂改液。这一点要比石版原版画省劲多了。
因为广告主是地方的，没有什么大篇幅的广告。大多是豆腐块（两栏五厘米高左右），偶尔也登一些地方的百货商店、电影院等的广告。不过，广告上大部分空白都填满了铅字，凸版的部分不多，我的工作很轻松。
如K氏所说，月底，我要求得到的工资，足足比在印刷所时挣的钱多。而且，幸运的是，出于客气没有提出来的金额，K氏也适当地更改，给我增加工资。记得整两栏左右的原版画，大约得二元五角钱。其实也就是制作简略的大标题，所以开始时拿这些钱觉得于心不忍。
但是，想来K氏是从大阪来的，他大概是参照着大阪同等的价格付给我的吧。况且，从报社来说，要是整两栏的广告，就会得到相当多的收入，所谓的图案费是没什么了不起的。
那时还没有广告承办店、专属店.，差不多全由报纸出售店来兼营。为教导现有的出售店，让他们来开展新闻广告介绍业务，社里还特别要了一些外勤员。当时所谓北九州，范围包括小仓、门司、下关、八幡、户钿、若松、西日本包括福冈、熊本、长崎。出售店的店主们不知道征集广告的要领，K氏作为开拓者，相当辛苦。
但是，不久出售店也明白了要领，明白了比起卖报纸，广告的手续费要有利得多，他们便开始认真地着手进行。后来，报纸出售店不断停业，转为广告承办店。
我的生活是：上午十一点左右去报社，要一张空桌子，展开两面纸，从书包中掏出鸟嘴笔等工具和广告画颜色，描人家拿来的原稿。大约下午两点工作结束后回家，再去画不在家时转过来的印刷所的原版图。那时我的收入比例是报社三分之二，市内印刷所的工作作占剩下的三分之一。
我好不容易实现了告别印刷工匠生活的愿望，但仍然被不安缠扰着。这担心是由于收入不固定造成的。报社方面，那时也开始企图加强营业部，广告股升格为科。传闻说从大阪要大规模调来职员。那时，要是从大阪来了图案设计员，我的工作就会终结。因为几乎全部收入都依赖着报社，这也使我非常担心。
报社的原版图差不多都是急活。印刷所的活也是急的，但比不上报社的。只要干报社的工作，不管怎样都要被报社拴着。因此，市内的工作渐渐减少。这种情形又引起了我的不安。
一次，营业部主任大声训斥十二点过后才到来的我。他说，报社每一点钟都是珍贵的，你既然干这里的工作，就必须排除一切，不误时间，负起责任。这话说得诚然不错，但我每天工作到深夜一点，第二天早上七点起来，好歹收拾一下印刷店的原版画活，然后去上班，能十二点到达，已经是尽了最大的努力了。
如果从本社来了图案设计员，我失去了报社这方面的工作，我就必须重视市内的订货。在这样的状态下，我已经不知道以哪边为主了。因此，我去问K氏，他说：最近大阪是要来一大批人，但没有图案设计人员，你就象现在一样干吧。原来如此。我下决心放弃了市内的工作。
报社地方版广告越来越多。那时，日中战争发展着，国内被战局所煽动。我不知道画了多少次“祝皇军进入北京”、“祝皇军大捷”的版头画。
昭和十三年（即1938年）五月，从大阪本部新来了许多人，分社社长、两个次长、一个外勤主任、一个上版主任和几个校列部的人。我也领了一张桌子，象《朝日新闻》的社员一样每天上下班。广告的稿件自然地增加了。
那时期，正值上海失陷，日军进占南京，成立了冀东政权。得胜新闻接二连三。每逢有这种新闻，连地方也出一页广告。是所谓联合广告，这成了我一笔相当大的收入来源。
在技术方面，我也总算适应了新闻广告。在此之前，K氏曾要我在版头画上使用喷雾刷色器。我便到福冈，买来一台手动式喷雾刷色器，使用这种机器，可以很好地掌握色彩的浓淡。当时这种机器已经大量使用，而我最初因为不习惯，相当地慌张。技术上，用海萝在两用纸上贴上薄薄的纸，用照片修正笔把薄纸的部分按图形切开，在那上面加用喷雾器上的刷子来刷色。这海萝不能太强，也不能太弱，很长时间我都不能随心所欲。
我做了大约三年这个工作。这期间我的大女儿出世了。
报社的机构越来越大，人也增加了。一笔带过这个时代，昭和十四年（即1939年）我作了嘱托（即特约人员），昭和十七年（即1942年）才成为正式社员入社。
当时报社的社员身分，分社员、预备社员、雇员三个等级。大学毕业、经过入社考试的人以社员试用，也叫做练习生，过一年时间后转为正式社员。预备社员是高等学校（旧制）或专门学校毕业的，经过同样的入社考试进来的。中学（旧制）毕业的全是雇员。雇员也可以随着年月晋升为准社员、社员。因此，练习生最初就受干部候补生式的教育。
我的身份——固定嘱托，分预备社员待遇和社员待遇，我是社员待遇，到解脱嘱记后，正式入社时，我才取得了社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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