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要帐的上门来的时候，他才有些困窘。
母亲的性格是，总要找点苦受，才能心安理得。那时，父亲已经变正经了。诚然，穷到这个地步，什么女人都不会看上他了。母亲的弟弟常从下关来，一来便夸他：
“姐夫简直象换了一个人。”
母亲总是把与父亲吵架的“老底”捅给她弟弟。她的这个弟弟，原来曾在铁路上工作，那时已当上了市政府的职员，过着安份的日子。父亲看不起内弟那种小心谨慎的生活方式，而内弟又嗤笑姐夫懒散的无忧无虑的样子。
我不知道父亲下关时代的那个女人是什么样的。反正我曾让母亲背着徘徊在花街（妓院集中的街道）里，可见那是个妓女。但我从父亲与母亲偶然的谈话中，知道那个女人的名字叫雪。所以提起她来，是因为这个叫雪的女人，恰巧来到小仓，成了小仓一条街上的一家衣橱店老板的妻子。父亲把这个告诉母亲，可见即使见到这个熟识的女人，他也产生不了恋情了吧！衣橱店位于行人较多的街上，父亲或许也是路过那里时看见她的吧！
由此可见，父亲是个不知愁苦的人。换了一般人，在嫁到富裕人家的自己过去的女人面前，恐怕都要掩盖自己寒酸的样子。我觉得，父亲大概会在那家衣橱店前，与正在卖东西的雪交谈过。因为他是个好心人。
在我的记忆中，还有父亲身着绸缎衣服，与做投机生意的同行们接触时的情形。我曾由父亲带着去过他的同行家，那些投机者中有一个是盲人。他叫一个比我大五岁左右的男孩子牵着他的手，在交易所四周转悠。在陋巷的脏水沟上，架着好几座小木桥。过了桥，在小巷的尽头，有一所黑色板墙的房子，那就是干“投机生意”的人们聚集的地方。他们都是些连经纪店都进不了的乞丐投机者中的渣滓。我忘不了坐在他们之中的父亲那高大的身体。
在小仓的中岛的木板房的家前，有一条流着白色碱水的小河。附近的造纸厂排出的废水的臭气，飘散在低洼地中。不过，在这里住久了，如果闻不到那种臭味，反倒觉得不象在自已家了。每次放学回来，我一回到那散发着废碱昧儿的桥上，一种回到家里的轻松心情便油然而生。
房东是位年过六十的老太婆，她和一个比我小一岁的女孩一起过日子，她们的生活很简朴。那女孩是老太婆的孙女，她说她父亲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工作去了。据邻居传说，她父亲入狱已有很长时间了。尽管如此，老太婆还在指望着，只要儿子能回来，今后就会好起来。
小女孩一早起来做早饭，然后去上学。
“奶奶，今天我不要饭盒。”
一听到这声音，老太太就高兴地回答一声“噢，是吗！”孙女为了讨好她奶奶，常常不吃午饭。隔壁有一个患肺病的中年女人。我家没有厕所，外面有一个由附近二三家合用的公共厕所，那女人的丈夫背着病得神志不清的妻子去厕所，离去后，厕所里面尽是血。
祖母好不容易来了。因为父亲和母亲追着高市要去很远的地方，需要一个做饭的帮手。父母亲天不亮就起身，推着排子车和货车出发，直到半夜才回来。他们到了哪里，走出多远，真是难以推测。所谓高市，就是乡下逢年过节时，搭些简单的戏台或耍把式的棚子，以这些棚子为中心，摆着卖软点心、糖、柠檬水、煮鸡蛋的露天小店。因为是冲着那些去的，所以每天必须赶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
“哎呀，今天上当了。”母亲嘟嚷着回来了。比如，听说是村子的地藏庙会，等赶去一看，原来只是森林中的一个小祠堂，来的人都是些孩子，不过十四五个人，这种情况也不足为奇。
后来，父亲在小仓练兵场边的路旁开了一个巴烧（印有巴字图案的糕点）店。
在这里，父亲也发挥出了他那乐天派的天性，经常同过往的客人高谈阔论，也真是难为他，还每天订着报纸，得意地吹嘘着报上的那点知识。不过，总的来说，与当时的时事政治相比，他谈的更多的还是回忆自已年轻时的事情。不论是炎热的夏季，还是飞雪的严冬，父亲就在路旁的松树下用面粉袋子的布支起帐棚，卖了两年左右今川烧和柠檬水。
我有这样一位父亲，也就掌握了一些常识。虽说是报刊杂志上登的杂乱无章的内容，但我觉得还是比其他同学懂得多些。
读到小学六年级，伙伴们都开始着手准备升入中学的考试。那时，父亲好象和东京的田中嘉三郎有点书信往来了。嘉三郎在信中说，“我的儿子准备考中学了，你们打算怎么办？”父亲告诉他，想让我继续升学，可是没有学费，看他能不能借一些。从这以后。他们的书信往来就中断了。
我上高小二年级的时候，父亲总算有了点好苗头，在过去住过的龟井浴池附近的绀屋町，开了一个小饮食店。似乎是借了很多钱才办起来的。对母亲说来那是“全盛”时期了。因为做生意的需要，甚至还雇用过三个女佣人。母亲坐在长火盆前，梳着插进青色发簪的圆发髻，母亲除了梳圆发髻，没有盘过什么别的头型。就是在露天小摊上卖干鱿鱼和煮鸡蛋时，也摆出如同那些手摸圆发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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