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的精神就此得到升华，感到自己的无关紧要，这使我们认识到，我们应该具有超越其上的能力，而不仅仅局限于感官世界，哪怕我们现在满怀敬畏。对此，帕斯卡曾说：“大自然是无法左右我们的人格的，哪怕它能够夺走我们的一切。人是自然界中最脆弱的东西，就像是一根苇草。一滴水、一口气就能置人于死地，所以用不着动用整个宇宙来对他进行毁灭。尽管如此，他仍旧比置他于死地的东西要高贵得多，因为他明白宇宙对他的优势是什么，明白自己即将死亡，而宇宙仍旧如往常一样懵懂无知。”康德的审美感官是不健全的，若非如此，在文章伊始的时候，我们在思索西斯廷大教堂穹顶以及格列柯的《耶稣受难》等这些艺术品的时候，他肯定能感受到我们心中的情感与面对“崇高”对象（道德思想以及道德感）时的感受是相似的。
康德是一个道德家，这一点我们都知道。他在一篇文章里说道：“理性很重要，一个完全沉溺于寻欢作乐的人是没有任何存在价值的。”这句话我们是认同的。接着，他继续说道：“只有与道德思想相结合（无论多少），美丽的艺术才有价值，否则它就是一种干扰；它会在我们的精神世界散发对自身的不满，我们越是依赖，它越是如此，而我们本身也会随之更加不满和无能。”，最后，他说：“陶冶道德情感和发扬道德思想是通往审美之路的真正途径。”康德提出：“一个客体的目的性叫作美，这种目的性被感知的形式是与其目的体现相分离的”。尽管在给出这一深奥的假设时有些言不由衷，但没有哲学家身份的我是不敢随意妄言的。不过，在我看来，艺术品所具备的目的性必然存在于艺术家的意识之中，如果是这样，康德那些零散的结论就缺乏意义了；因此我再三强调——他完成的作品才是最重要的，至于他的意识我们并无兴趣。
很多年前，杰里米·边沁曾说过一句非常惊世骇俗的话：“‘推针’游戏所带来的快乐如果和诗歌所带来的快乐是相同的，那么它们即是同等的，没有优劣之分。”
在这里，我给大家解释一下“推针”，因为现在已经很少有人了解它了。“推针”是个游戏，确切地说是个儿童游戏。游戏规则是这样的：一个玩家滚动针头，试图与另一个玩家的针头交叉；如果成功了，他就可以用大拇指紧紧地按住两个针头，试着把它们吸离桌面；一旦得手他就赢得了另一个玩家的针头。我玩这个游戏是在上小学的时候，那时用钢笔尖代替针头。后来，校长发现这个游戏里有着很重的赌博气息，就立即下了封杀令——再有人敢玩这个游戏，被逮到就是一顿暴揍。对于边沁这句惊世骇俗的话，有人反驳说肉体的快乐怎么能比得上精神快乐。这些结论自然是那些忠于精神快乐的人说的。他们之所以会把审美称之为是一种罕见的天赋，是因为忠于精神快乐的人实在太少了。众所周知，大多数人都是注重物质考量的，这是缘于实际的选择。他们的快乐也沾染了很浓的物质气息，而对于那些终生追求艺术的人，他们嗤之以鼻。这也是为什么“唯美主义者”有贬义，而那些对美有着特殊鉴赏能力的人就是人们所说的唯美主义者。如何证明他们是错的，证明推针游戏和诗歌是有选择、有差别的成了我们的难题。边沁之所以会用“推针”游戏（Push-pin）和“诗”（Poetry），是因为前者压了后者的头韵。
我们以草地网球为例。这是一项非常受大众欢迎的运动，许多人都乐在其中。拥有冷静的头脑和敏锐的眼睛是打网球所具备的重要素质，此外还需要有判断能力和技巧。如果你从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提香的《基督下葬》和艾略特的《灰色星期三》中得到快乐与我打网球时所得到的快乐是相同的，那么你无法证明你的快乐比我的快乐更精致、更优越。这只能说明你的审美天赋影响了你的人格，进而对你的道德也产生了影响。
康德曾经有过这样的评论：“几乎所有的品位鉴赏家经常会听凭秉性行事、懒散怠慢甚至一些搞怪情绪的影响。与其他人相比，这些鉴赏家很难取得道德方面的优越性。”在康德评论的时候，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事实，哪怕到了今天也是如此。最少改变的是人性。这里所谓的“鉴赏家”，也就是今天我们说的“审美家”，如果你在他们的圈子里待上一段时间，你一定会发现，像仁爱、谦逊、慷慨和宽容这样的品格在他们身上是很难发现的。也就是说，如果你想在他们身上寻找一些精神追求给他们带来的美德，是根本不可能的。假如把这种审美的快感看作是知识阶层的毒品，那么它是不可能为它的主人带来美德的，这也就是康德口中的所说的“有害的干扰”。“道德的象征就是美”，康德非常精辟地说道。在我看来，能赋予美价值的唯一目的性就是能让热爱美的人变得高贵，如果不是这样，那边沁的结论——“推针”游戏所带来的快乐如果和诗歌所带来的快乐相同，那么它们即是同等的，没有好坏的分别——是永远无法推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