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呼吸。因为和朋友一起散步的话，出于礼貌他不得不去说话，那样就成用嘴呼吸了。他散步的路线是固定的，用海涅的话形容——在林登街上，他每天都会走上八个来回。每天，他离家的时间几乎分秒不差，甚至让镇上的居民感觉他出门的时间比自己家的钟还精准。康德回到家以后会窝在书房里一直写信，到天色变暗为止。每当这个时候，他都会思考一些困扰他的问题，目光也会习惯性地落在附近教堂的一座塔尖上。就他的这个习惯，还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由于旁边的几棵杨树长得太高了，高到刚好挡住了塔尖。有一天晚上康德因为没有看到这个教堂的塔尖而感到十分焦躁。不过?杨树的主人倒是很好说话，同意将树顶剪去，康德也因此省去了不必要的焦躁，可以继续安心思考问题了。十点差一刻的时候，康德会放下手中繁忙的工作。十点钟整，他已经进入梦乡。
1789年7月中旬的一天?，康德如同往常一样，午后出门散步，奇怪的是，他并没有按照原来的路径去往林登街，而是选择了另一个方向。这件事引起了格尼斯堡居民的无限遐想，在他们看来一定是发生了什么大事。事实证明，居民们的直觉没有错。此时，法国大革命轰轰烈烈地开始了。康德也刚刚收到消息，巴黎的暴民于7月14日攻陷了巴士底狱，将囚犯全部释放。
康德的父亲是一个品德高尚的马具匠，母亲是一个虔诚的信徒，所以他的出身可以称得上是贫寒。但对于父母，康德做出了这样的评价：“他们给予了我道德上最完美的教育，没有一丝缺憾。每每怀念他们的时候，我常怀感恩之心。”可以这样说，他的哲学体系受他母亲的影响很大，主要来自于他母亲严格的宗教信仰。康德八岁入学，十六岁考入格尼斯堡大学。他母亲这时已经去世，而他父亲穷得几乎一无所有，勉强能支付他的食宿费，除此之外对他再无其他帮助。他的经济来源除了自己做家教之外，还有赖于他的鞋匠叔叔给予的一些经济援助。当然，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他在奥伯尔牌戏和台球上的本事还让他获得了一些额外收入，也正是靠这些，他的六年大学才能够读完。康德二十二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去世，他的家庭也就此瓦解。康德的父母一共有十一个孩子，但只有五个活了下来：康德本人算一个，此外还有三个女孩以及比他小很多的弟弟。弟弟交给了鞋匠叔叔照顾，而女孩们都做了佣人，其中的两个还嫁给了同阶层的人。康德也在当地的一所学校申请助理职位，但是没能成功，所以不得不奔波于外省的乡绅家中做家庭教师。也正是因为这样的生活经历，使他能够有机会接触到高于自己阶层的社交圈，与高层的举止礼仪有所接触，这为他后来所形成的优雅举止和翩翩风度提供了足够的基础。这样的生活持续了足足九年。后来，他获得了学位并成功地成为哥尼斯堡大学的一名讲师。他住的地方是一所公寓，吃饭可以选择小饭馆——他总会选那些可能遇见好伙伴的小饭馆——他对住所的要求是很严格的。有一次，公寓里一只大公鸡的叫声打断了他的思考，为此，他想把那只大公鸡买下，但是公鸡的主人不同意，他只好换了个地方居住。此外，他还经历了两次搬家，一次是因为同住的客人讲话太无聊了；还有一次是同住的客人希望他在学术上写一篇长篇大论，要知道这是他最不愿意做的事情了。康德经济有了好转是在很多年以后，他也终于能够买一座属于自己的房子，并且还有余钱雇一个仆人来照料自己的起居。他房子里的家具非常少，空荡荡的，唯一一幅用来装饰的画便是卢梭的肖像——是他的朋友送给他的。墙壁原先是雪白的，但经过了那么多年的烟熏，已经一片漆黑，完全可以在上面写名字了。有人这样想就会有人付诸实践，康德也因此婉转地批评了一位这样做的客人。
“这可是我保存了多年的灰尘啊！与那些用金钱买来的帷幔相比，这看着多自然，为什么要扰动它们呢，我的朋友？”
康德始终生活在他出生的小镇里，最远也没到过小镇六十英里以外的地方，哪怕他活了八十岁。身体不适在他身上经常出现，与病魔抗争几乎成了他生命的一部分。但是他坚强的意志力已经让他的意识完全脱离了肉体，仿佛病魔所折磨的是别人的身体。
他经常拘于礼数，但性格却很开朗，对所有人都很友好、很体贴，他经常说：“身体是自己的，每一个人应该学会去适应。”尊重别人是他的本性，但是得到别人同样的尊敬也是令他非常开心的事情。他的知名度暴涨的时候，很多人开始通过各种关系接近康德，并邀请他到自己家中做客；但是康得有个原则，不论邀请他的人是怎样的社会名流，他都会要求他们先到自己家中拜访，以示礼节，然后才会一一回访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