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卫景林说：“我接到了王子襄（王赞臣的字）的电话，说傅先生要我考虑是否随董主席回绥远帮助做些起义工作。依我本人看，既然绥远也准备走北平的道路，我去不去用处不大。”
董说：“正是要走起义道路，所以事情才更多，需要人，问题并不那么简单，一定会有复杂的斗争。再说，你到绥远后，随绥远一起起义，这也是立功的机会。”
卫思索了片刻说：“那好吧，明天什么时候走，我还有点家务事处理。我老婆刚生孩子，才三天，还住在医院里，我总要到医院和她说一声吧。”
“当然，当然。那我明早乘车去接你，尔后去医院，从医院出来，直接到东单上飞机。”
卫景林就这样随董其武到了绥远。
绥远军政首脑会议
1949年1月28日下午，在绥远省府东院董其武公馆的小会议室里，绥远省军政首脑正在开会。
会议从下午1时就开始了。以国民党绥远省党部委员、省建设厅厅长潘秀仁，省财政厅厅长张遐民为首，一上来就以陶卜齐国民党绥远驻军与解放军西北野战军第八纵队发生武装冲突，归绥以东60华里地区已完全解放为由，提出要董其武立即行动，向西撤退至河套地区。他们还说：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后，绥东解放军求战情绪高昂，纷纷要求向西进军，特别是旗下营这一战，国军溃败，解放军定会乘胜追击，企图占领归绥。因此，归绥全城早已惊恐万状，军民如同热锅上的蚂蚁，乱作一团。据属下汇报，有的机关单位已经开始焚烧卷宗、档案；有的官员及富商，有汽车的，收拾细软，携带家眷早已捷足先登，逃之夭夭了；没有运输条件的，也已拖儿带女，聚集火车站，争坐最后一趟西去的火车，向包头方向撤退。谁都知道，后套粮多，容易补给，难道我们这些负有领导职责的人，连这点妇孺皆知的常识也不懂吗？我们如不趁此有利时机赶快组织党政军西撤，后果将不堪设想，也将无脸以对领袖，以对党国！（卫景林：《绥远之光》，《内蒙古文史资料》第八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这伙人的发言，慷慨激昂，多有不尊董主席之词，故意夸张事态，制造紧张空气，企图威胁董其武立即作出西撤之决定。
另外一派，即所谓的亲傅派或者说是傅作义之嫡系派，这其中有：驻绥部队指挥所副主任孟昭弟、参谋长王兴、独立第七师师长张世珍、二五八师赵晓峰、三一○师长张副元，随董由平来绥的卫景林以及绥远省参议会议长张钦、副议长阎肃、高等法院院长于存灏、土默特旗总管荣祥等一些地方人士。他们认为：国民党败势已定，这是谁也挽救不.了的历史潮流，现在解放军已经兵临城下，绥远只有效仿北平方式，走和平解放的道路，否则别无出路。你一言，我一语，陈述着不能西撤的理由。最后，指挥所参谋长王兴归纳了大家的发言。
他说：一、从目前看，陶卜齐战斗是局部的战斗，因为其他方面没有发现解放军进攻的征候，因此，在处置的时候，也不必采用牵动全局的做法。二、绥远部队的战士，绝大部分是从当地征集来的，乡土观念十分严重，不撤退还能稳定一时，一旦西撤，势必引起大量逃亡，造成局势混乱，不可收拾，无法控制，我们这些人都将变成光杆司令。三、包头以西的地区，无险可守，如果还打算继续西撤，投靠二马（马鸿逵、马步芳），那就更不可能了。二马之所以和我们有信使来往，取得联系，是因为我们目前还有一定的实力，可以做他们的挡风墙。如果我们放弃了绥远，去投靠他们，那时，他们就会看不起我们，你就是给他们下跪，也不会收容我们。四、如果打算将后套地区作为根据地，放弃归绥一带固有地区，上山去打游击，那就更是“班门弄斧，自取灭亡”。（孟昭弟、赵晓峰：《九·一九起义的片断回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王兴的分析有理有据，在场的多数人频频点头，表示同意，原来还被主撤派的说法搅得迷惘的人也清醒了过来。
董其武主席的内心，非常同意王兴的分析，但在表面上，对两派的发言都未置可否。他心想，这样辩论辩论也好，事情越辩越明嘛！其次，他不加可否还有另外原因，那就是：反正我不下命令，谁也不能把部队和机关拉走。最后，他抓住会场短暂冷静、无人发言的机会，为会议作了结论。他说：“维持现状，不战不逃，以观其变。散会！”
绥远和平协议的签署过程
1949年2月上旬，北平解放后不久，林彪、聂荣臻、贺龙等诸将领在北平饭店宴请傅作义将军。席间，林彪对傅作义说：“在通县谈判时，决定绥远问题在北平解放后再谈，现在中央决定绥远问题由贺龙与傅将军商谈，请傅将军指定谈判人员。”
贺龙司令员接着说：“解放军方面李井泉（当时任晋绥边区党委书记兼军区政委）、潘纪文（当时任绥蒙区党委城工部长）两位同志为代表，绥远方面请傅将军指定人员，就在北平进行商谈！”
傅作义将军早已成竹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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