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傅有诚意谈判，他还会派代表出来的。
平津前线司令部确定由东北野战军参谋处长苏静负责接待傅方代表。
苏静，1910年生于福建省澄海（今龙海）县。在高小、师范读书时，专读鲁迅、茅盾及“左”翼作家的书和邹韬奋等主编的进步报刊。师范毕业后，他在家乡做小学教师。1931年，苏区的工农红军打漳州时，他认识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是抗日救国的，是完全为了解放劳苦大众的人民军队。于是他投笔从戎，参加了红军。参加革命后，他努力学习，不断进步。不久，在红一军团司令部任作战参谋，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争时期，在八路军一一五师任侦察科长。红军东征时，任东征支队司令部秘书长兼军法处长。罗荣桓率一一五师部分同志去山东开辟根据地时，他任山东军区秘书长。日本投降后，为了开辟东北根据地，他随军从胶东半岛渡海去东北，在东北军区任参谋处长（亦称作战处长）兼情报处长。辽沈战役结束后，东北野战军源源入关。他随军进关参加平津战役，兼任平津前线司令部参谋处长，并自始至终参加了北平和平解放的3次谈判工作。
对于北平和平解放的过程和内幕，苏静是了解得最全面、最具体的人之一。他在《回忆北平和平谈判》（刊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平津战役》卷）一文中，作了详尽的记述。
他在这篇文章中说：当得知傅作义派代表来谈判后，罗荣桓政委对我说：“傅方代表来后，由你负责接待。为了保密与避免暴露司令部的具体位置，你可另找一个离司令部不太远的村庄接待他们。通过与他们接触，了解敌人的企图，摸清他们的来意。”
12月16日天刚亮，苏静找了司令部队列科副科长王朝纲作助手，向管理处何敬之处长要了一名管理员，向通信处张瑞处长要了一名报务员，另外带了10余名战士，一起来到了离司令部驻地不远的八里庄，在庄西头周庆海家号了房子。以前这是本村地主侯云台的宅第，现在作为接谈地点。然后苏静让王朝纲按时到通往三河的公路上迎接傅方代表。
17日上午，第十一纵队的一个警卫排护送傅方代表到达八里庄。
这次接触，不算谈判的开始，只是互相交谈和了解情况。这时正值隆冬季节，天气十分寒冷，双方代表坐在炕上，或围在火炉旁随便交谈，没有确定的议题，但双方心里都很清楚，了解对方的真实意图。崔一再表示：“我们是代表傅作义先生来谈判的。”“傅先生对谈判很重视，纯属诚意，绝非阴谋诡计。他对和平谈判早有考虑，现在的军事形势对和谈也的确是个有力的推动”。他还说：“傅为想及时了解谈判情况，同时要求绝对保密，防止中统、军统特务从中破坏，指令其联络处长李腾九装病，携电台住进医院，不见任何人。我们带的电台就是李腾九给的，专供同傅作义联系使用。”
傅方的想法是，要我方停止一切攻击行动，两军后撤，通过谈判，达到平、津、张、塘一线和平解决问题。他们还提出这样一些条件和要求：为了搞到一部分蒋介石的大型飞机，要我方让出对南苑机场的控制；为制约城内蒋系军队，要我方放出被围在新保安的三十五军，使该军回到北平城内，我军可与其一起进城，傅先生通电全国，宣布北平实现和平解决，建立华北联合政府，傅的军队由联合政府指挥；等等。从中可以看出，傅有保全自己力量的意图，并打算举起和平的旗帜。苏静立即将傅方所谈的内容报告了平津前线首长。
12月19日，平津前线司令部参谋长刘亚楼来到八里庄，与崔、李谈了一上午。刘亚楼分析了全国的形势和平津战局发展的前景。他说：“蒋介石已自顾不暇，静观待变纯属幻想。”他根据党中央的方针和平津前线首长的指示，阐明了我们对和平解决平、津的基本原则：以放下武器、解除武装为前提，绝不允许保存其反动武装力量，更不允许通电全国建立华北联合政府。如对方同意我方和平解决平、津的条件，可以保障傅本人及其部属生命安全和私人财产免受损失；蒋系顽固的军、师长反抗，可先将其逮捕；还可给傅部编两个军。
崔、李当天下午通过电台向傅作了报告。显然，傅方提出的条件和要求与我们的基本方针距离很大。傅当时回电表示：城内蒋系军队比他的兵力大十几倍，如果逮捕蒋系军、师长有困难，实不宜实施等。但未提出其他问题。
首次接触谈判，双方提出各自的条件，未获结果就搁下了，只能说是试探性的。
12月23日，崔、李收到傅作义致毛泽东的电报。大意是：余绝不保留军队，亦无任何政治企图，拟即通电全国，停止战斗，暂维现状。请求贵军稍向后撤，恢复交通秩序。在当前，千万不要搞阵前缴械的方式责余为难。今后军队如何处理，可派人商谈解决。
在傅作义最后下定决心与我军谈判和平解放北平问题上，傅作义的女儿傅冬菊也起到了很大作用。她是天津《大公报》的记者，受我地下党派遣回到了北平。傅冬菊一方面以父女之情，尽心在生活上照顾傅作义，另一方面及时向我党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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