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配合下，终于校准了弹道，很快用炮火封锁了东单飞机场。
还有，在解放军准备攻城阶段，地下党曾接受任务，弄清各个城门、城墙的位置、高度、厚度，弄清后的资料也是通过地下电台报告平津前线司令部的。
1949年1月29日，电台收到了刘仁电报：“1月31日中午1点，我军从西直门鸣礼炮入城，组织群众欢迎。通知地下各委负责人，30日下午在何钊家里开会。”
第二天下午，刘仁乘吉普车风尘仆仆来何钊同志家，刘仁进门后，一眼看到正在院中等侯的李雪，第一句话就问：“电台出事没有？”李雪汇报说：大家都很平安。刘仁当场宣布：“通知电台，停止联络。”
在北平和平解放的欢庆声中，北平地下电台完成了党交给的光荣使命，胜利结束了自己的战斗！
女儿傅冬菊与爸爸傅作义
1948年11月3日的深夜，在傅作义的卧室里，大女儿傅冬菊站在书架前，不耐烦地翻阅书籍，以消磨时光。突然，一本很薄的小册子上“《论联合政府》毛泽东”的字样映入了她的眼帘。她抽出来一看，书页上满是圈圈、点点、直杠、曲线，画得满书皆是。
突然，一阵喇叭声打断了她的沉思。她把《论联合政府》一书放在桌子上的明显位置，迎出门去。
傅作义推门进来，顺手将摘下的军帽交给傅冬菊，关心地问：“菊子，这么晚了还没睡？”傅作义放下手中的文件包，靠坐在外屋的沙发上。这时他发现卧室里的灯亮着，假装生气地说：“你又在我屋里干什么？对你们这些做记者的，真是没办法。耳朵长，嘴也长。耳朵长点倒没什么，嘴一长，到处乱讲就要遭到人家的反对了，人家以后什么也不敢给你讲了。”
“爸爸，你放心，我这次到北平来，请了长假，是专门来伺候爸爸的，你最近工作不顺手心情不好，弄得身体也欠佳。有些生活上的事，你又不愿意让勤务兵干，有点小病小痛，也总忍着，这样迟早会把身体搞坏。所以，爸爸你不必担心，报社没有分配我任务，我也不想在北平采访什么，报道什么。你们打仗的事，我不懂也不感兴趣，我什么时候也不会做这方面的文章的！”
上个月，天津党组织为了她的安全，让她以到北平采访、组稿为名回北平暂时躲避。十多天过去了，她完成组稿任务准备乘火车回天津时，《平明日报》记者李炳泉追到火车站，对她说：“地下党组织让你留在北平，做你父亲的工作。”
开始，由李炳泉和闻黎智（闻一多的侄子）与她联系，后来，南方局学委的北平负责人王汉斌直接领导她，时间不长，北方局学委书记佘涤清与她接上头。由于她的组织关系没有从天津转过来，佘涤清还以为她只是“民青”盟员，没有加入党组织，于是便对她说：你写个自传，党组织决定发展你入党。傅冬菊没说什么，照他说的办了。她第二次入了党。
40多年后的今天，傅冬菊谈起这段往事，也禁不住笑出了声。她说：“我第一次入党是1947年秋天，发展我入党的是坐在我对面办公的天津《大公报》记者李定同志。李定与我在西南联大上学时就互相认识，他知道我是党的外围组织成员，曾想介绍我入党，当时我认为自己还不够格，就这样拖了下来。抗战胜利后，我们又都到了天津《大公报》工作，1947年秋天，他再次提起此事，我便答应了。李定说：你写个自传，在宿舍里等着，会有一个人拿一张报纸来找你，你俩就算一个小组，在一起过组织生活。那一天，我小心翼翼地关上房门，静静地坐在床上，等着那个神秘人物的到来。怎么也没想到，推门进来的不是别人，正是我的男朋友周毅之。开始，我认为他是有别的事来找我，他看见我不解的目光，手中的报纸摆来摆去，我理解了他就是我要等的人，我们二人不约而同地大笑起来。到北平后，佘又要我入党，我当时年轻，对他让我再次入党不知怎么回事，又爱面子，不便多问，就答应了。”（根据1985年采访傅冬菊整理）
傅冬菊在北平二次入党后，佘涤清给了她试探傅作义将军的任务，她以孩子对大人征询意见的口气说：
“爸爸，今天我见到一位同学，他十分关心我，也十分关心您。他说：‘现在解放战争形势发展很快，你父亲过去是抗日英雄，并且当年和八路军并肩作战，合作抗日，所以，有接受和谈的可能。’共产党方面希望您放下武器，与共产党合作，和平解放北平，避免文化古都遭受战火摧残！”
傅作义一听，马上问道：“你说的人是真共产党还是军统？你可别上当，要是遇上假共产党可就麻烦了。”
傅冬菊说：“是我的同学，是真共产党，不是假共产党，更不是军统。”
傅作义沉思了一下又问：“是毛泽东派来的？还是聂荣臻派来的？”
傅冬菊答：“是毛泽东派来的。”
“这是件大事，我要好好考虑考虑才能告诉你。不过，你的行动一定要小心，没事不要到处乱跑。正因为你是我女儿，特务们肯定会注意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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