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傅作义的王牌军三十五军和防守张家口的第十一兵团被歼灭后，也即随着张家口地区被解放军占领，平绥全线的解放，使北平之敌西逃的希望化作了泡影。傅作义在慌忙中不得不再次收缩防区，放弃唐山、芦台、南口、涿县等地，加强平、津、塘防卫。同时，敌人从海上南逃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因此，中央军委电令林彪、罗荣桓、聂荣臻，要求他们务必迅速先攻克塘沽再克天津，切断敌人东逃之路，把北平变成一个四面无援的孤岛。
白崇禧“逼宫”、蒋介石下野内幕
1948年12月24日，当傅作义在北平为他的第十一兵团在张家口被歼痛心疾首之时，在南京的蒋介石正陷入内部斗争的空前危机之中。
这天，华中军政长官白崇禧从武汉发出《亥敬》电，由张群、张治中转交蒋介石，这是桂系公开逼蒋下野的重大行动。
与此同时，湖南省主席兼长沙绥靖公署主任程潜，也致电蒋介石，要求蒋下野以促进和谈。
消息不胫而走，合众社驻沪记者当日发出了蒋介石即将下野的专讯。
这无异于一场政治大地震，使风雨飘摇的蒋家王朝雪上加霜。
蒋介石绝望之极，自北伐战争以来他还从来没有这么痛苦过。桂系的力量本不足虑，可他明白李宗仁、白崇禧的背后有一股更强大的势力，那就是华盛顿的杜鲁门总统和马歇尔国务卿。
早在马歇尔来华调停之时，蒋介石就与他没有搞好关系。那位退役的五星上将没想到在中国栽了跟头之后，反而官运亨通，一回国就当上了国务卿。杜鲁门总统对他言听计从，深深地影响了华盛顿当局的对华政策。早在1947年8月，美国人就在考虑让蒋介石下野的问题，并开始物色新的代替人。当时，美国特使魏德迈在蒋介石官邸公然发表了《中国复兴有待于富于感召力的领袖》的声明，毫不掩饰美国当局对蒋介石的失望。同年9月，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奉命到华北视察，目的在于考察当时的华北军政长官李宗仁是否堪当蒋介石接班人的重任。事后，他向马歇尔国务卿报告说：象征国民党统治的蒋介石，其资望日趋式微，在华北知识分子中，甚至被视为过去的人物，李宗仁则资望日高。
在司徒雷登的支持下，李宗仁于是年10月公然致信蒋介石，要求竞选副总统。1948年春，当李宗仁与蒋介石提名的副总统候选人孙科的斗争白热化时，司徒雷登向马歇尔报告：
在各个战场均被迫处于守势，民心士气败坏已极。在如此令人吃惊的情形下，需要有振奋人心的领导，迄今这种领导迟迟未能出现。情况日益紧迫，蒋委员长必须作出决定，但他却囿于成见，未能采取积极改革措施。我们认为，用和谈解决的办法，包括促使委员长退出政治舞台，似乎还不能说完全无此可能。
4月29日，李宗仁战胜孙科当选为副总统，这是桂系势力崛起的明显征候。当时，有人说：
“在战场上，蒋介石为共产党所战败；在国大，又为李宗仁所打败。”
蒋介石视“小诸葛”白崇禧为国民党内第一高人，他不能容忍李宗仁与白祟禧在朝中联手，于是将白崇禧外放武汉。
司徒雷登向马歇尔报告说：“白崇禧被解除了国防部长的职务，大概是因为他在选举中帮助了李宗仁……他似乎怀疑‘桂系’阴谋反对他。”
白崇禧本来不愿去武汉赴任，曾一度跑到上海当“寓公”，蒋介石派说客几次上门劝其赴任，均被拒绝。后来，桂系的另一位重要人物黄绍竑出马，一番点拨，乐得“小诸葛”连忙出山。
黄绍竑说：“你这几年在南京，无论官做得多大，不过是笼中之鸟罢了。而今，蒋介石放你出去，你还不赶快远走高飞。广西有几个军在华中，你趁早去把它掌握起来，一旦时机成熟，你让德邻（李宗仁）出来主政，倡导和谈，岂不是一举而数善吗？”
白崇禧坐镇江城的日子里，蒋介石进行了两场赌博，一是投注在战场上的精锐兵团输得精光，二是在美国总统选举上押错了宝。
美国人暗中支持李宗仁，拆他的台，他看在眼里恨在心里，无论杜鲁门政府援助多少亿美元的军械，蒋介石还是不能感激杜鲁门和马歇尔。正如杜鲁门、马歇尔毫不掩饰对他的失望一样，蒋介石也对他的“大恩人”十分失望。1948年夏天，蒋介石派陈立夫赴美，捐献大笔资金帮助纽约州长杜威竞选总统。
当时，纽约华人普遍认为杜威将以绝对优势击败杜鲁门，这是蒋介石投注于杜威的原因。陈立夫返回上海后，还在《新闻天地》上发表谈话，声称：
“如果杜威当选，将以军事援助中国，并在进行反共战争时采取一种非常的办法。”
不幸的是，杜威没有当选。11月7日，大选结果出来了，杜鲁门连任总统。蒋介石的赌博又输了。
11月9日，沮丧的蒋介石不得不致信杜鲁门，对其当选总统表示祝贺。在这封信里，蒋介石要求杜鲁门发表一个“支持国民政府作战目标”的宣言。杜鲁门毫不客气地拒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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