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近进行“扫荡”，希饬城防部队严加防守，并相机支援出击部队。我信以为真，并作了部署。
当晚11时许，平日不常来往的国民觉中央通讯社分社社长王华灼（中统特务分子）打电话告我：“日本军队10万，已于今晚在塘沽登陆，协助我们消灭共军，华北将有一场大的决战。”当时我断定这是特务造谣。一夜过去，次日（23日）7时我照常“升旗讲话”，并对司令部人员及直属部队说：“我军昨晚出击，张垣防守绝无问题。”7时，照常在会议室听取各处室的汇报。汇报刚开始，省会警察局长阴燕英突然推门进来，惊慌地说：“我有要紧事向司令报告。”我同他到办公室内，还未坐定，他说：“部队昨天晚上开始撤退啦！您还不知道吗？”我说：“这是谁说的？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明明队伍是出击，怎么能说是撤退呢？部队撤退我还能不知道吗？”他说：“情况绝对真实，各分局都有报告。部队将大车毁掉，有的人把家眷都带走啦，如果是出击，他们毁大车带走家眷干什么？”我急忙到第十一兵团司令部去见孙兰峰。一进大门就见院内人们都扎好行李，待命行动。我质问孙兰峰：“为什么部队早已撤退，到现在还不通知我们一声？”孙说：“欣然没有告诉你吗？详细情况我也不大了解，完全是欣然计划的。我想不是欣然不通知你，而是因为还没有作出最后决定。欣然走时在电话上对我说：“他先带着部队去打一下，如果能够打出去，我们就决定撤退，如果打不出去，他们还要回来固守。过早通知你怕市上骚动，对城防发生影响，等欣然来电话我再通知你。”我气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我回到司令部后，立即通知各城防部队：除留少数警戒部队担任掩护撤退，其余即向大境门外东山坡下集结待命，并先派联络军官一名，到该处接受命令。同时用电话通知市内有关单位，即行准备随部队撤退。但此时各单位已经混乱不堪，一个负责人也找不到。我将以上情况作了紧急处理之后，一面派参谋处长周树华先到集结地点同部队联系，并了解第一○五军突围撤退情况，一面又派高世宏参谋到兵团司令部侦察孙兰蜂的行动。
我正考虑如何突围撤退的腹案，突然高参谋回来说：“孙司令官带着兵团司令部的人马已经出城走啦。”我看表，正是上午11时。
这时，我突然想起在12月4日，傅作义曾讲过：“向共产党做‘荣誉交代’。我即对参谋长焦达然说：“我们坚守不退，还可以坚持一段时间，看看局势有无什么变化（主要是看北平有何变化）。这样无计划的突围撤退，肯定突不出去。与其突围出不去当俘虏，还不如向共产党做‘荣誉交代’，以免军队遭伤亡，人民受损失。你认为如何？”焦考虑后说：“好是好，这样做是不是背叛了傅作义呢？”此时，韩天春师长突然进来说：“书科，你怎么还不收拾一下撤走呢？”我说：“孙、袁两位既然抛下我们走了，我不打算走啦！我想代表傅作义主席向共产党做‘荣誉交代’呢？”韩着急说：“到什么时候啦，还耍小孩子脾气？赶快收拾一下走吧！我在大境门外东山坡等你。”并对我的副官和警卫员说：“赶快收拾行李放在马上撤走。”说完，他着急地走了。
当天下午2时，我率保安司令部人员及直属部队，沿东山坡马路经长清大桥到大境门时，在大马路上，碰到骑兵第十一旅副旅长郁传义，带着部队也往大境门走。我问他：“你们骑兵部队怎也由大境门外撤走？”郁说：“我们由南营房，七里茶房出去十多里路，听说暂十一师（即二五九师）已将退路打通，所以我们又来跟着步兵一齐撤走。”我一听，“噢！原来如此，那我们就一块走吧！”
行至大境门里时，碰见防空指挥部副指挥官王振宇正坐在一辆三轮卡车上等着我（王和我是日本东京陆军士官学校同学）。我们走到大境门外一看，连一条比较宽阔的行进路口都没有开辟出来，工事外边的铁丝网、鹿砦、地雷等一点也没有拔除。一个原为行人通路的小出入口，挤满了官兵，大家争先恐后，大队的骑、步兵走不出去，人喊马嘶，乱成一片。因踏响地雷而死伤的时有发生。
出大境门不到半公里，前面的部队又堵塞了。听到陶赖庙方面炮声大作，派员联络，得悉第一○五军遭到解放军阻击，突不出去，正在战斗中。这时前边的部队突不出去，后边的部队无法进。一条长达20多里的大境门外的山沟路上，部队好像进了条未封口的口袋，危险异常。我与韩天春研究，将部队重新作部署，便开始向崇礼方面突围前进了。
事后据第一○五军参谋长成于念对我说：袁庆荣在12月22日下午5时许，接到傅作义的突围撤退的密电后，独自一个人在地图旁边考虑了很长时间，然后决定先让第二五九师师长郭跻堂率该师于夜间9时许向大境门外作一次试探性的攻击，侦察一下围城兵力情况，如果能打开一条出路，就当晚全军突围，如攻击受挫，打不出去，再退回城内。由于第二五九师未遭到强大阻击，袁庆荣遂于当晚12时决定全军突围，向商都方向前进，结果遭致全军覆没。如果袁在接到傅的命令之后，召集师旅长以上干部共同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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