仍用之于战争。
这期间，利西尼乌斯·苏拉去世了。他是皇上的私人参事中最具自由倾向的人。他的死对于我们来说不啻输掉一场战役。他对我一向表现出一种慈父般的关怀。几年来，他身染疾患，体虚乏力，无法长期操心自己个人的野心，但他的气力始终足够替一个人效劳的，因为他觉得此人的观点是正确的。对阿拉伯的征服是在违背他的劝告情况下进行的。如果他活着，那只有他一个人能够使国家避免帕提亚战役那巨大的劳民伤财。这个为高烧所苦的人利用失眠的时间同我讨论各种使他精疲力竭的计划，但这些计划一旦成功，对他来说，比让他多活一些时日都更加重要。在他的病床前，在最具体的行政事务上，我预先经历了我未来的统治的某些阶段。这个行将就木者的批评，总是避免涉及皇上，但他感觉到，他把余下的给这个政权的智慧也随之带走了。要是他再多活上个两三年，我上台所经历的某些曲折就有可能得以避免，他也许会成功地说服皇上尽快地、公开地收我为养子。但是，把他的任务留下来给我的这个政治家的临终之言，成了我登上皇帝宝座之中的一种授职仪式。
如果说我的支持者集团的人数有所增加，那么我的敌人也同样地在增多。我的对手中最危险的一个就是吕基乌斯·基厄图斯，他是阿拉伯血统的罗马人，在第二次达西亚战争中，他的努米底亚①骑兵队起了重要作用，他还残酷地推进亚洲战争。此人身上的所有一切都让我感到厌恶：他那粗俗的奢华，他那束着金腰带的飘动的白外衣，他那傲慢而虚伪的眼睛，他对待战败者和归顺者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残忍。这些军事将领在内讧中互相残杀，幸存者则在政权中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因此，我就更加遭到帕尔玛的疑忌和塞尔苏斯的仇恨。幸好，我自己的地位几乎是不可动摇的。自从皇专心致志地忙于他的战争计划之后，民政管辉则越来越落在了我的身上。只有我们的朋友们，凭他们的能力或对，政事务的熟悉，可以取我而代之，但他们却表现出十分高尚的谦逊，ib.在我和他们之间宁可选择我。皇上所信任的奈拉蒂乌斯·普里斯库越来越断然地潜心于他的法律专业。阿蒂亚努斯不断调整自己的生话，好替我效力。我得到了普洛提挪的审慎的赞同。在战争的前一年，我被提升为叙利亚总督，后来还兼任军团长一职。我负责监督和组织我们的根据地，在一项我认为是荒谬的事业中成了杠杆之一。我犹豫了一段时间，然后还是接受了。拒绝就等于是在权力对我来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的时候，自己堵死自己进入政权的所有道路，同时也是剥夺自己扮演调停者的惟l机会。在大危机之前的这几年间，我做过一个决定，它使我终生被我的敌人看成是个轻薄之人，而且，这个决定的做出，部分地是为了当个轻薄的人，并因此而免遭任何攻击。我到希腊去了几个月这次旅行，起码在表面上看起来，并不牵涉任何政治。这是一次消遣和考察旅行：我带回来几只雕花商脚酒杯，还捎回一些书籍，我与普洛提娜共同分享了。在这次旅行中，我接受了我所有的官方荣誉，其中的一种是我怀着最纯洁的兴奋心情去接受的：我被任命为雅典的执政官。我腾出了几个月的时间去从事研究工作和搞一些轻松的娱乐，我在银莲花遍地的山冈上春游，我同光溜溜的大理石雕像友爱地接触。我到海罗涅亚②去向古代圣军的朋友们表示同情的时候，去普鲁塔克家里做了两天客。我也有过我自己的圣军，但是，就像我常遇到的那样，我的一生没有历史那么使我感动。我在阿卡狄亚打过猎；我在德尔斐做过祈祷；在厄洛塔斯河畔的斯巴达城，一些牧羊人教会了我一支很古老的笛子曲，是一支奇特的鸟鸣曲。在墨伽拉附近，我们正巧碰上了一户农家在举行婚礼，婚礼闹腾了一宿。我的旅伴们和我，我们大胆地参加了跳舞，要是在罗马，那令人压抑的习俗是禁止我们这样做的。我们犯下的罪行痕迹随处可见：被姆米乌斯摧毁了的科林斯城墙；在尼禄那次引起公愤的旅行中有组织地劫掠雕像而使圣殿里只留下空空荡荡的庭院。变贫困了的希腊仍处于一种沉思的优雅、明晰的精巧、端庄的快意的气氛之中。自从演说家伊萨洛斯的那位学生第一次呼吸到这种热的蜜、盐和松脂的乍昧的那个时代以来，一切都没有变。总之，几个世纪以来，什么都没有变。角力场上的沙子始终与往昔一样地黄灿灿的。菲狄亚斯和苏格拉底不再光顾角力场了，但在那里训练的年轻人仍旧很像令人开心的卡尔米得。有时候，我觉得希腊精神并没有把它自己天才的前提推进到其最后的结论：收获仍有待进行；大地上在日晒中成熟的和已经收割的麦穗，与埋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下面的种子所具有的埃勒齐斯③的希望无法相提并论。即使在我们的野蛮的萨尔马特敌人那里，我也曾发现一些造型美观的花瓶和一面饰有阿波罗神像的镜子，以及如映在雪地上的淡淡阳光一样的希腊般的晨曦。我隐约地看到使蛮族希腊化和使罗马具有雅典风格的可能性，隐约地看到渐渐强迫世界接受惟一的文化的可能性。这种文化总有一天会摆脱畸形的、未定形的和僵化的东西，创造出一种关于方法的定义和一种关于政治和美的理论来。我在希腊人热情的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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