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只是靠处决人来维持自己的地位，这反而加速了他的灭亡。整个军队都在策划阴谋，欲置他于死地。我对这种比格斗还要致命的剑术不甚了解。我只是对这个走投无路的暴君表示哲学家们的一个学生的有点傲慢的蔑视。在阿蒂亚努斯的谆谆告诫下，我只顾履行自己的职责，而不太过问政治。
工作的这一年与学习的那几年没多大的不同：我不熟悉法律但我有幸在法院有奈拉蒂乌斯·普里斯库这个同事。他答应教我，并且直到临终的那一天，他都一直是我的法律顾问和朋友。他属于这样一种极其罕见的人：他们深入掌握一种专业，可以说是透彻地了解这种专业，然而，却以外行人无法接受的观点，保持这种专业在事物秩序中所具有的相对价值的意义，并用人性的术语去衡量它。他比他同时代的任何人都更加通晓法律常规，但他对有用的革新从不犹豫。后来，正是多亏了他，我才成功地进行了某些改革。其他的一些工作也得去做。我一直未改外省人的口音，我在法庭的第一次讲话便引起了哄堂大笑。我利用经常同演员交往的机会——我因此而引起我家里人的反感——在好几个月里，学习口头表达成了我最艰苦、最有意思的一项任务，成了我一生保守得最严密的一个秘密。在这些艰难的岁月里，连放浪形骸也成了一种学习：我尽力地去模仿罗马纨绔子弟们的做派，但始终未能完全奏效。由于这种年龄的人所特有的懦弱——在别的地方，我躯体的鲁莽把这种懦弱完全消耗了——我对自己只是将信将疑。由于希望仿照别人我把自己的本性弄钝了，或者是磨锋利了。
大家都不怎么喜欢我。再者说，也没有任何理让人家喜欢我。在雅典的学生身上不被察觉、在皇帝的身上则或多或少地得到普遍认同的某些特点，譬如对艺术的兴趣，却让一个刚刚步人权力的初级阶段的军官和法官十分地难堪。我的希腊文化方面的知识常让人笑话我，尤其是因为我笨拙地忽而炫耀忽而隐藏这种知识。在元老院里，大家都管我叫“希腊学生”。我开始听到有关我的传闻，这种古怪的、闪亮的反光，半是因为我们的行为，半是因为民众对这些行为的看法而引起的。一些寡廉鲜耻的诉讼人，如果得悉我同某个元老院议员的妻子私通，他们就派自己的妻子来找我，如果他们得知我刘某个年轻的滑稽剧演员产生疯狂的热情，他们就派他们的儿子来找我。我以冷漠的态度去出这些人的洋相，这倒是颇为有趣韵。最虔诚的还是那些为了取悦我而跟我谈论文学的人。我在这些平凡的岗位上不得不构思出来的办法，后来对我在宫中的接见中大派了用场。在简短的接见中，周全地应付每一个人，横扫这个暂时只有这位银行家、这位老兵和这个寡妇的世界。对这些尽管原本就被圈于某种狭窄的圈子里，但又各不相同的人，给予如同在最心平气顺时你给予自己的那种礼貌的关注，看着他们几乎必然地利用我的这种随和而像寓言中的青蛙那样忘乎所以，最后，认真地花一点时间去考虑他们的问题或他们的事情，这仍然是同医生的诊所一祥。我在其中剥掉令人畏惧的破旧毛衣，使如同麻风病一样令人恶心的谎言暴露无遗。丈夫与妻子作对，父亲同孩子作对，旁系亲属和整个家族作对：我个人对家庭机制的一点点尊重，几乎无法与这种种事情抗衡。
我并不蔑视人类。我如果蔑视他们，我就会没有任何权利，也没有任何理由去试图统治他们。我知道他们都是一些虚妄、无知、贪婪、焦虑的人，为了获得成功，为了显示甚至只是他们自己认为的价值，或者干脆只是为了免于受苦，他们是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的。我知道，我与他们一样，至少是有时候与他们一样，或者是我可能会变得与他们一样。在我与他人之间，我所隐约发现的区别微乎其微，在最后的计算中都可以忽略不计。因此，我尽量使我的态度同摆脱恺撒的傲慢一样地摆脱哲学家的冷漠的优越感。最卑微的人也并不是没有闪光点的：那个杀人犯吹起笛子来就挺带劲儿的；那个用鞭子抽得奴隶的背脊皮开肉绽的工头也许是个孝子；那个白痴没准儿会同我一起分享他的最后一片面包。很少有人是无法适当地教会他们一点东西的。我们最大的错误就在于企图从每一个个别的人那儿获得他并不具备的美德，而忽视培养他的美德。在这里，我将把我在前面美滋滋地谈到要寻求美的时候所说过的原则，运用到寻求这些零零星星的美德之中去。我认识一些比我更高贵、更完美的人，譬如令尊安东尼。我交往过许多英雄，甚至还有几位哲人。我在大多数人身上发觉，他们对美好的事缺乏恒心。但对丑恶的事也并不见得好一些。他们的戒心、他们或多或少怀有敌意的冷漠，几乎过快地、几乎可耻地缩了回去，还过于轻易地就转变为感激和尊敬，然而，他们的这种感激和尊敬想必也一样不会持久，甚至他们的利己主义也会转向有益的目的。我始终颇为惊讶的是，只有极少数人憎恨我。我只有两三个死敌，而且这还都像通常那样，我部分地对此负有责任。有几个人爱我：他们给了我大大超过我有权要求，甚至希望他们所给与的东西，亦即他们的死亡，或有时是他们的生存。而他们身上所具有的虔诚品质，常常是当他们死的时候才显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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