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的话，戏剧家非常明白地表现出当前舞台的某一特质，以使那些观赏者可能忘记他们没有批评能力，而完全陷于军情紧张或面对议坛或罪恶判决之前所能体验到的同样情绪中。
这种对艺术真正目标的歪曲，必然会在许多情形下产生一种对“目的”的崇拜。接着发生的事情，是当艺术被扰乱时经常发生的事情，就是这种目的迅速恶化。舞台促进人们形成道德观念就是一个好例子，在席勒时代，人们重视这个观念，但是现在已被视作过时文明中无用废物的一部分。当批评家在剧院和演奏会方面占有优越地位，当新闻人员在教育以及报纸在社会占有优越地位的时代，艺术就堕落为一种最低级的娱乐，而审美批评则堕落为一种没有好处的、狂乱的、自私自利的以及根本没有创造力的社会团体黏合物，这种情形在叔本华关于豪猪的寓言中，描述得最好。
我们从未听到过对艺术闲谈得这样多而又这么不尊重它。但是，一个拿贝多芬和莎士比亚当谈话数据的人，我们能与他产生什么样的交往呢？让每一个人根据他自己的格调来回答这个问题，如果他真想回答而不只停留在令人惊愕的沉默中，他的回答必将显示文明对他到底具有什么样的意义。
另一方面，许多较为高尚而温柔的人，他们基本的知识虽然不开化，但是可以挽回意想不到的事情，并且对他们来说，就是天鹅武士成功表演的完全无法把握的结果。只是那只可能支持过他们并引导他们经历这个无法把握和无法比较的经验之手，已经不见了。所以，这个经验仍然是唯一的经验，像一个在其足迹之后留下短暂黑暗的彗星一样。然而，由于这个短暂的时刻，这些人已经感觉到，作为一个具有审美反应的观赏者是什么意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