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们从上述那些说教回到一种比较冷静的心情。我想再说一次，只有希腊人才能告诉我们，悲剧的突然而神奇的诞生对一个国家的精神和灵魂具有什么样的意义。这个具有悲剧神秘感的国家，曾与波斯发生战争，而一个经受这种战争的民族是需要悲剧兴奋剂的。对数世纪以来受到狄俄尼索斯痉挛刺激的国家，谁会期望它具有这种强烈毫不动摇的政治感情，这种自然的爱国心，这种战斗中的喜悦呢？
现在我们知道，无论何时，当一个团体深深地接触到狄俄尼索斯情绪时，就从个体化锁链中解脱出来，产生对政治本能的冷漠甚至敌意。另一方面，城邦的建立者阿波罗，也是个体化原理的天才，而国民的整体或爱国心如果不肯定个体性的话，就不能存在。对某一种国家来说，从宗教祭祀仪式而来的唯一途径是走向佛教，而由于佛教所希求的是涅槃，所以它需要将人类带到超越空间、时间和个体化范围的感情突发的稀有契机。而这些感情突发又需要一种使我们知道如何才能借想象之助，克服那些枯涩的中间阶段的哲学。另一方面，政治本能占绝对优势的国家，必然会趋向极端的世俗化，罗马帝国是这种国家最明显和最可怕的表现。
希腊人介于印度人和罗马人之间而不得不做出抉择，由此他们发明了第三种方式的生活。
他们自己没有把这种生活方式维持很久，但是正因为如此，这种生活方式却延续了很久。虽然诸神的宠物年轻时就死去了，但它们却活在诸神之中。我们不能因此就希望世界上最高贵的东西长久坚固。
例如，罗马民族本能的坚固也许不是其完美性的必然属性。那么，在希腊人最伟大的时期中，假定他们具有狄俄尼索斯冲动和政治本能，有什么药使他们具有一种能力，而这种能力既不使他们在狂喜的沉思中消耗生命，也不让他们无休止地追求普遍权力和光荣，而是到达那既可加速血液循环又可带来沉思的美酒所具有的神奇的组合呢？要解答这个问题，是虚度年华。我们就必须想到悲剧刺激和净化全民族生机的伟大力量了。而它的最高价值，除非我们像古代希腊人一样把它看作是一切预防疾病力量的具体表现，调和一个国家所具有的最强烈和最不稳定的质量，否则我们是不会认识到的。
悲剧吸收那最高的祭祀音乐，并由此完成音乐。但后来，它又把悲剧神话和悲剧英雄也吸收进去。像巨大的提坦巨人一样，悲剧英雄肩负整个狄俄尼索斯世界，并把我们肩上的负担除去。同时，悲剧神话通过悲剧英雄人物，把我们从追求尘世满足的贪欲中解救出来，并提醒我们还有另一种存在和更高的快乐。悲剧英雄通过败亡而非通过胜利来准备追求这种快乐。
悲剧在音乐与观赏者狄俄尼索斯倾向之间，加入一种高贵的寓言、神话，并由此而创造幻象，创造音乐这种塑造神话世界的最好工具。由于这个高贵的虚幻，它可以在狂歌热舞中舒展它的四肢并且毫无保留地沉溺于一种祭祀的狂放中。如果没有这种高贵的虚幻，它就不可能容许这种狂放。神话保护我们，使我们不受音乐的支配，同时又给音乐以最大的自由。
音乐与悲剧神话互相交易，音乐赋予悲剧神话可靠的形而上的意义，这种形而上的意义，没有基础的语言和意象永远得不到，这种意义更保证给予观赏者最高的快乐，虽然其达到的道路是通过毁灭和否定，使他感到事物孕育之处，也在大声地对他诉说。
因为我暂时建立了一个难解的观念，而这个观念是很多人不可能立刻明白的，现在，我想请我的朋友们去看一个存在于我们共同经验中，并可支持我的一般理论的特殊例子。我的话不是运用舞台表现的演员的语言与情绪，来帮助他们欣赏音乐。对这些人来说，音乐不像是母语的东西，并且，尽管有这种帮助，他们也永远不会穿越这音乐知觉的走廊。有些人，像格尔维努斯甚至根本不以这种方法来到这个走廊。
我的话只是对那些与音乐有直接关系的人说的，这些人几乎完全是通过音乐关系与事物相通的。对这些真正的音乐家，我提出下述问题：
谁能不尽力展开他灵魂的羽翼，只把《特里斯坦与依索尔德》第三幕当作一首伟大的交响乐，而非语言或意象呢？
一个曾经倾听“世界意志”的悸动而感到对生命难以控制欲求的人，怎么能够匆匆进入这世界而有时像雷鸣的急流，有时又像涓涓细流呢？
怎能还没有破灭呢？被关闭在他个性内的无价值的玻璃钟内，怎能忍受听到那从“无边黑夜的虚空”发出的无数祸福呼声的回音，而不希望在这形而上的牧歌的笛声中，不停地驰向他最初的家园呢？
然而，接受这种作品，并不摧毁那接受者，创作这种作品，也不摧毁那创作者。我们要怎样去解释这个矛盾呢？
就在这个时候，悲剧神话和悲剧英雄介入我们最大的音乐刺激和音乐之间，给我们带来只有音乐才能直接表现出来的无穷事实的寓言。不过，如果我们的反应完全像狄俄尼索斯式的人，这种寓言就全无结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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