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溯这个过程急速变化的各个阶段。乐观的论理挥舞着推论法的鞭子而将音乐驱出悲剧之外。它完全破坏了悲剧的意义，悲剧的意义只能解释为狄俄尼索斯情态的具体表现，这是使音乐变成可见的形象，一个狂喜的梦幻ib.世界。
因为我们在苏格拉底（反狄俄尼索斯倾向的代表人物）之前已经发现一种反狄俄尼索斯倾向，所以我们现在必须问：“像苏格拉底这样的人表示什么呢？”面对《柏拉图对话录》的证据，我们当然不能只在苏格拉底身上去发现一种崩溃的原动力。很明显，苏格拉底思想的直接结果固然是狄俄尼索斯式戏剧的毁灭，苏格拉底的深刻经验使我们不得不问自己，艺术与苏格拉底哲学在事实上是不是彼此完全对立的？在苏格拉底式艺术家这个观念中，是不是真有任何内在不可能的东西？这个专横的论理家，好像时时对艺术具有一种空虚、丧失和未完成的责任感。
在监狱中，他好几次告诉他的友人们在梦中有一个声音对他说：“练习音乐吧，苏格拉底。”然而几乎一直到最后，他还是相信他的哲学代表最高的沉思艺术，而不完全相信一个神祇有意向他提醒“共同的大众音乐”。但是，为了去掉良心的负担，最后他在监狱中同意从事他一向轻视的音乐活动。在这种心情下，他写了一首咏阿波罗的诗并将几个伊索寓言译成诗歌。
使他从事这些工作的原因是那非常类似于他的魔性的东西所发出的警鸣。一种阿波罗式的知觉活动，像未开化的国王一样，未能了解神像的本性，并有由于无知而触犯他自己的神祇的危险。苏格拉底在梦中听到的这些话只是表示他曾经经历过他逻辑世界中的不安。他可能问过自己：“我是不是曾经过分地把我所不知道的东西看作没有意义呢？世界上也许有一种智慧的领域而论理家终究被排除在这个领域之外呢？也许我们必须把艺术看作合理论述之不可或缺的补充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