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陆九渊“二师之为教一也”。
吴澄对元代书院的发展影响很大，他早年就读于临汝书院，从师于程若庸，留下了美好的回忆和深刻印象。他在《送临汝书院山长黄孟安序》中追忆说：“余昔游处其中，有宿儒揭领于上，有时彦曳裾于下，肩相摩，踵相接，而谈道义、论文章者彬彬也。昼之来集者如市，夜之留止者如家。”后又曾从师于程绍开。程绍开“尝筑道一书院，以和朱陆两家之说”。
吴澄对书院有深厚的感情和充分的了解。他本人长期以“草庐”为名从事讲学，还热心帮助和支持别人创办书院。如：大德四年(公元1300年)安乐夏友兰筹建鳌溪书院，吴澄“与闻其议”，亲自审阅举谏申办书院的公移文书；延祐七年(公元1320年)曾到王氏义塾讲学并代订义塾规则，王氏义塾于泰定元年(公元1324年)获赐额江东书院。他多次应邀赴外地书院讲学，如：延祐五年(公元1318年)讲学于永丰武城书院；次年讲学于江州濂溪书院。
吴澄的弟子门人大都热心于书院教育，积极传扬“和会朱陆”的宗旨。
虞集是吴澄最得意的弟子。 自至元二十三年(公元1286年)15岁起，直至元贞二年(公元1296年)25岁，整整10年随吴澄游学。虞集对书院讲学十分重视，早年曾自号书屋为“邵庵”，晚年讲学于崇仁山中仍以“邵庵”为名，因来学者日众，至不能容，弟子们助其扩建规模，作邵庵书院。他经常应邀到各地书院讲学，关心各地书院的发展，对书院教育有许多精辟的见解。他先后撰写了书院记等有关书院的文稿10余篇。如：至大二年(公元1309年)作《慈利州天门书院记》，延祐四年(公元1317年)作《西山书院记》，泰定元年(公元1324年)作《故丹阳书院山长马君墓碣铭》，至顺元年(公元1330年)作《鹤山书院记》、《滕州性善书院学田记》，至顺三年(公元1332年)作《光泽县云岩书院记》、《兰山书院记》，至元元年(公元1335年)作《重修张岩书院记》，至元三年(公元1337年)作《尼山书院记》，至元五年(公元1339年)作《南轩书院新建藏书阁记》，至正元年(公元1341年)作《屏山书院记》、《考亭书院重建文公祠堂记》、《抚州临汝书院复南湖记》。为元代书院留下了宝贵的史料文献。
吴澄的门人中还有不少创建书院或在书院中讲学，阐述“和会朱陆”的人。如：夏友兰，捐田500亩创鳌溪书院，书院宗旨为“必先孝弟忠信，礼义廉耻，收敛此心……其求端用力之方，在研读四书、五经、初非记览无益之书以夸情洽，雕琢无用之文以炫华藻”。吴澄赞其“悉明孔子之道，故其于先宋后宋所创书院之意皆兼而有之。”实际上是充分肯定其兼取朱陆之长而逊两家之短。又如：虞槃〔pan盘〕，虞集之弟，曾任全州清湘书院山长。包希鲁受教于吴澄，曾任龙溪书院山长，主张“教人必先德行而后文艺ib.”。张鉴，深得吴澄赏识，曾任景星书院山长。
值得注意的是，饶鲁、程若庸、程绍开、吴澄、虞集等都是有感于朱学的“支离”偏颇日甚，探索如何吸收陆学之长，以补朱学之短，从而力求发展和完善朱学，而走上“和会朱陆”的道路，也可以说是“由朱入陆”的。
元代还有一批主张“和会朱陆”的学者，是“由陆入朱”的。他们同样有感于陆学的弊端丛生，欲以朱学之长补陆学之短，以发展和弘扬陆学。其重要代表人物有史蒙卿、郑玉等。他们对元代书院的发展，也有重要影响。史蒙卿，自号静清，入元不仕，设教于乡，讲学不辍，众学者从之。在天台山讲学达八年之久。其门人为建静清书院。他主张：“学问进修之大端，其略有四：一曰尚志，二曰居敬，三曰穷理，四曰反身”(《宋元学案·静清学案》)。明显反映了“和会朱陆”的学术特色。郑玉，讲学于师山，其门人因其地建师山书院。他明确提出“兼综”朱陆的主张，“(朱陆)二先生相望而起也，以昌明道学为己任……以予观之，陆子之质高明，故好简易；朱子之质笃实，故好遽密。盖各因其质之所近而为学，故所入之途有不同尔。及其至也，三纲五常，仁义道德，岂有不同者哉！”“朱子之说教人为学之常也，陆子之说才高独得之妙也。二家之学，亦各不能无弊焉。陆氏之学，其流弊也，如释子之谈空说妙，至于卤莽灭裂，而不能尽夫致知之功；朱氏之学，其流弊也，如俗儒之寻行数墨，至于颓惰萎靡，而无以收其力行之效。然岂二先生立言垂教之罪者？盖后之学者之流弊云尔。”他认为：“近时学者，未知本领所在，先立异同。宗朱则毁陆，党陆则非朱，此等皆是学术风俗之坏，殊非好气象也。”(《师山集·送葛子熙之武昌学录序》)他主张应各取所长，互补所短，见其长防其短，弃其短扬其长，“陆子静高明不及明道，缜密不及晦庵，然其简易光明之说，亦未始为无见之言也，故其徒传之久远，施于政事，卓然可观，而无颓惰不振之习。但其教尽是略下功夫，而无先后之序，而其所见，又不免有知者过之之失，故以之自修虽有余，而学之者恐有画虎不成之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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