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了。
1712年(康熙五十一年)，冯秉正神甫(DeMailla)与肯特雷神甫(Kenderer)奉命协助雷孝思测定河南省，在完成后又一起赴江南，在浙江和福建测绘。
1713年(康熙五十二年)，麦大成、汤尚贤被派往江西、广东、广西三省测绘；费隐、潘如被派往四川、云南，但潘如于1714年12月25日病逝于云南与缅甸边界，费隐也患病，测绘无法继续。
1715年(康熙五十四年)3月24日，雷孝思奉命去云南接替测绘工作。等云南的测绘完成时，费隐已经康复，因此他与雷孝思一起测绘了贵州和湖广(今湖北、湖南)两省，1717年元旦他们完成任务后回到北京。
剩下的就是将各省的地图合成为一幅全国总图，这项工作交给了前一阶段因身体欠佳而留在北京的杜德美。由于在绘制分省图时已预先考虑到了拼接问题，所以这项工作没有花费多少时间，1718年(康熙五十七年)大功告成。
康熙皇帝没有派遣传教士去西藏测绘的计划，所以大约在康熙四十八年至五十年(公元1709—1711年)间，曾派人去西藏进行测绘，但因测绘回来的地图没有采用经纬度，绘成的地图与内地用经纬度绘成的地图难以连接。康熙五十三年(公元1714年)，在钦天监(皇家天文台)学习过数学的喇嘛楚儿沁藏布兰木占巴和理藩院主事胜住被派往西藏进行测绘。他们从北京出发，经西宁至拉萨，又去冈底斯山和恒河源。但因准噶尔部的策妄阿拉布坦出兵骚扰西藏，他们在恒河源受阻返回。测绘人员于康熙五十六年(公元1717年)回到北京，他们测绘的结果和收集到的资料得到了传教士们的认可，以后被补入全国地图。
这次全国性的经纬度测量虽然是由雷孝思、杜德美、白晋、麦大成、汤尚贤等传教士主持，但还有大批中国的辅助人员参加，同时还充分利用了中国长期积累的地理资料。雷孝思在他代表全体传教士发回欧洲的报告中说：我们亲自走遍各省各地，包括那些很次要的地点，查阅了各地官府所藏的舆图和史书，询问了所经各地的官吏和耆老缙绅。他们直接测定经纬度的点是641个，但需要在地图上表示的地名却数以千计，所以“在测量过程中，用三角法通过已知点测定未标定的地点”是主要方法。毫无疑问，中国的地理资料为确定这些地点的准确位置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在六年多时间里，他们共测得641个地点的经纬度。这些地点东起敦敦(东经19°58'40“。以通过北京的子午iｂ.线为中经线计，以下同)，西至阿斯塔纳(西经20°48′20″)，北起乌鲁苏(北纬51°21′36″)，南至崖州(北纬18°21′36″)，遍布各地。其中，直隶48处，江南37处，山西28处，山东28处，河南29处，陕西28处，浙江30处，江西30处，湖广54处，四川28处，福建(不含台湾)30处，台湾岛7处，广东37处，广西28处，贵州25处，云南30处，辽东(奉天)8处，吉林、黑龙江36处，蒙古93处。在当时的条件下，能够在如此广大的范围内完成测绘，不仅是中国地图测绘史上空前的盛事，在世界地图测绘史上也是从未有过的壮举。
在这次全国测绘中，还有几项意义重大的发现。
当雷孝思和杜德美在东北47度至41度测量时，他们发现，无论操作中如何小心翼翼，测得的各度间长度总有差异。尽管他们不时检查作为尺度使用的绳索，校正测定高度的象限仪，但还是发现有近30秒的差距。当时所用的绳索每10根等于一华里，空气湿度的变化可能使绳索收缩或伸长。但每次使用的器材完全相同，产生的误差也应该完全一样。况且当时天气始终干燥，湿度并没有明显的变化，他们又经常用两把专用尺子丈量测距绳索。因此当他们最终发现47度与其他度的差距竟多达258尺时，就得出了每度经线长度肯定不相等的结论。当时虽已有人作过地球是一个扁球体的猜测，但他们认为，如果不继续对更多的纬度间作精确无误的观测，就改变地球的数据是轻率的，所以决定维持地球是正圆的观念，把问题留给那些时间从容、机会适当的人去解决。尽管他们没有正式提出地球是扁圆体的新说，却是首次用实际测量证实了这一点。
藏族喇嘛楚儿沁藏布兰木占巴和胜住在西藏测绘时，发现了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并在地图上作了标注。康熙五十八年(公元1719年)绘制的《皇舆全览图》的第6排第5号图上标注了珠穆朗玛的满文名称。康熙五十六年福克司编的《康熙时代耶稣会士地图集》(W.Fuchs，Der Jesuiten Atlas der Kangnsi-Zeit)第14幅《雅鲁藏布江图》上，亦注着“朱母郎马阿林”(“阿林”为满文“山”)，这是珠穆朗玛峰最早的汉文译名。康熙六十年(公元1721年)所刻木版《皇舆全览图》上用汉文标注了该山名，而雍正十一年(公元1733年)将该图译成法文时，图上也注为“Jo-Lancma”。“珠穆朗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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