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秉率军大破北匈奴，出塞3000余里，登燕然山(今蒙古国杭爱山)，在山上刻石纪功。由班固所作的《燕然山铭》中写道：“考传验图，穷览其山川，遂逾涿邪，跨安候，乘燕然。”(我们考查了文献记载，对地图进行了核对，对匈奴的山川早已完全了解，于是翻越涿邪山，跨过安候河，登上燕然山。)这表明，在窦宪出兵前，曾经查考了有关的文字记载和地图，而地图的范围显然已经包括今蒙古国在内的北匈奴地区。《汉书·武帝纪》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遣浮沮将军公孙贺出九原”，后人臣瓒〔zan赞〕作注时写道：“浮沮，井名，在匈奴中，去九原二千里，见《汉舆地图》。”可见臣瓒看到的《汉舆地图》包括远离汉朝边界2000里外的匈奴地名，并且不排除在图上注有里程的可能性。
另一类是主要描绘疆域、政区的地图。
当时的一级行政区域郡、国是地图上的基本内容，所以查阅地图后就能知道全国郡、国的情况。更始元年(公元23年)，刘秀在河北起兵时，邓禹曾对他说：“夺取天下不会有什么困难。”第二年，刘秀在广阿县(今河北隆尧县东)城楼上查阅地图，发现自己占有的地方很少，就责问邓禹道：“天下郡国这么多，如今我才得了其中的一个，你上次却说夺取天下不会有问题，有什么道理？”以后隗嚣割据陇西时，马援曾劝说他的部将杨广说：“我不久前刚查了地图，天下的郡、国有106个，为什么要以区区两个郡与中原104个郡国对抗呢？”
汉朝封诸侯王时，都要由有关部门呈上地图，由皇帝确定王国的范围和名称。如武帝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年)四月，御史奏上“舆地图”，请皇帝确定国名。10天后，正式立皇子刘闳〔hong红〕为齐王、刘旦为燕王，估计已在地图上画出新王国的范围和国名。东汉建武十六年(公元40年)，光武帝分封皇子，也是由有关官员奏上地图后才正式进行的。
郡一级的政区图可以精确到乡一级的界线和乡以下的地名，并且不断修订。临淮郡的僮县(今安徽泗县东北)有个乐安乡，有田3100顷，南面以闽佰为界。初元元年(公元前48年)修订郡图时，误将乐安乡的南界画到了平陵佰，使该乡多了400顷田。丞相匡衡被封为乐安侯，乐安乡成了他的食邑，就多收了400顷田的租米。到建昭元年(公元前38年)，郡里勘定乐安侯国的界线，才发现图上的错误，就作了更正，上报丞相府。匡衡身为丞相，却示意属官以旧地图为依据，向临淮郡提出质问，使郡太守不得不将错就错，将400顷田划给乐安侯国，使匡衡多收了租谷千余石。这两次修订郡图正好相隔10年，可能是当时规定的年限。
在相邻的政区为分界线发生争执时，地图往往能起到权威的裁决作用。三国魏时，清河、平原二郡的边界纠纷闹了八年，它们的上司冀州刺史换了两任都没有能解决问题。孙礼出任刺史时，太傅司马懿问他有什么办法，他说：“烈祖(魏明帝)初封平原王时画有地图，现在藏在皇宫，只要拿这张图一查就可以确定。”查了原图后，证明双方有争议的土地在高唐县西北，应该属于平原郡。
这类地图上还记录着租税、户口等数据。永平十五年(公元72年)汉明帝封诸皇子时，先在地图上审定范围，都只及已有王国的一半。马皇后在旁边见了，说：“孩子们只有几个县的租税，照制度是不是太少了些？”明帝说：“我的儿子岂能与先帝的儿子一样？每年有2000万石租米收入就足够了。”建初四年(公元79年)，章帝亲自修改“舆地图”，将他的兄弟广平王、钜鹿王、乐成王等的封地都增加到每年可以收入8000万石租税的范围。
此外，还有城市图和宫殿图。如著名的《三辅黄图》详尽地记载了汉代以长安为中心的三辅地区(京兆、左冯翊、右扶风三个直属中央的政区)内的宫殿、陵墓、寺庙等建筑和城市布局，本来是有图的，只是以后失传了。无论是单幅还是多幅，这就是西汉首都地区的城市图和宫殿图。西汉时还是一种《长安图》，原图虽已无法看到，但从后人的引证中还可以作些推测。如《史记·文帝纪》裴骃〔yin因〕注引如淳说：“《长安图》，细柳仓在渭北，近石徼。”《文选·西征赋》注引《长安图》：“汉时七里渠有饮马桥。”可见《长安图》既包括城内，也包括城郊，至少标注着水渠、桥梁、仓库及其他地名。此外还有《关中图》、《雍州图》等，如《续汉书·郡国志》注：“案《关中图》，县南有新丰原。”
三国时出现过一种以刺绣制成的地图，据《拾遗记》记载：
孙权常叹魏、蜀未灭，军旅之隙，思得善画者，使图山川地势军阵之像。达乃进其妹，权使写九州江湖方岳之势。夫人曰：“丹青之色甚易歇灭，不可久宝。妾能刺绣作列国于方帛之上，写以五岳、河海、城邑、行阵之形。”既成，乃进于吴主。
〔今译〕孙权经常感叹没有消灭魏、蜀，在军旅的间隙，想物色一位善于画图的人，让他将山川、地势和军阵布置画成地图。(赵)达推荐了他的妹妹，孙权就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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