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创造更多的财富，实现民富国治的目标。
在封建社会的前、中期，历代思想家主要是靠劝导统治者认识“无夺农时”的重要性，从而减少对农民的劳役征发。但是这种劝导收效甚微，历代农民都未能因他们对君主的劝导而摆脱重役之苦。从封建社会中后期起，一些理财家和思想家则开始从改革劳役制度，变劳役税为实物税和货币税方面来解决劳役侵夺农时问题。由于隋唐以来，封建社会商品货币经济空前发展，租佃关系和雇佣关系日益普遍，从而使这一变革有了客观的基础和实现的可能。
唐朝的租庸调制，已经允许纳庸代役，在解决徭役侵夺农时问题上向前迈进了一步。唐肃宗时期，刘晏开始执掌唐中央理财大权，他在漕运改革中大胆放弃强迫徭役制，而采用雇役的办法。以前唐朝廷漕运江南粮米到首都长安的办法，是由州县派富户督运，督运人称“船头”，运送所需船工，则征调沿途百姓服役，沿途百姓不堪其苦，运丁常常逃亡，效率很低，南船驶至洛阳需八九个月时间，漕粮损耗率达2/10。刘晏改变了这种做法。将漕运由过去官府派富户督运，改为由官府派军官督运。他用国家在食盐专卖中所得利润的一部分作佣金，将漕运所需劳动力，由过去征调民夫改为用优厚的佣金雇工运送，即用雇佣劳动代替徭役劳动。这一改革大大提高了漕运效率。一次，从扬州向长安运送食盐，只用40天时间，“人以为神”(《新唐书·刘晏传》)。而且漕运的质量好，漕粮从此“无升斗溺者”(《新唐书·食货志》)；经费也大大减省。刘晏的漕运改革，为解决重役与农业生产之间的矛盾指明了方向。稍后杨炎推行两税法，将代役的“庸”全部改为以货币缴纳，在劳役税向货币税转化方面向前迈进了一步。
北宋时期，王安石在变差役法为雇役法时，充分论述了雇役对解决差役侵占农时问题的重大意义。他指出，实行雇役法的目的，在于“去徭役害农”(《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四，熙宁四年六月)之弊。“举天下之役人人用募，释天下之农归于畎亩，……故免役之法成，则农时不夺而民均矣。”(《论五事札子》)
要根本解决徭役侵夺农时问题，只有根本取消强迫劳役。国家所需活劳动，不再强征农民服役，而是采用雇佣制解决，把原来的无偿劳役变成有酬劳动。封建社会中后期，随着土地兼并的发展，大批农民丧失土地，变成流民。由国家出钱，雇佣无业流民服役，既为封建社会流动失业人口增加了谋生之路，又满足了国家对劳役的需要，同时免除了有田农民的沉重劳役负担，使他们得以专心于农业生产，这就从根本上解决了国家劳役剥削和封建农业生产之间的尖锐矛盾。
王安石变法虽然失败了，但明朝的一条鞭法改革和清朝摊丁入地的推行，则继续、发展并最后完成了王安石免役法改革所贯彻的原则。虽然强迫的无偿徭役并没有在这些改革之后真正消失，但劳役侵夺农时的矛盾却大大缓和了，所以中国赋税思想史上“无夺农时”的呼声，从此也就日见微弱并最后退出历史舞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