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和发展。秦自商鞅变法以后，重征商税主要是贯彻寓禁于征的原则，目的是减少国家经商人数，以保证农业生产对劳动力的需要，这是封建国家重征商税的主要出发点。新生的封建统治阶级把国家财政收入的来源主要放在农业生产上。重征商税，抑制工商业的过分膨胀，就可以保证封建财政的基础——农业的充分发展。
西汉初年，对商人仍“重租税以困辱之”(《史记·平准书》)，实行重征商税以抑商的政策。例如，商人的算赋就比一般百姓增加一倍。普通百姓的算赋为120钱，商人则为240钱。西汉时城市商业活动仍在特定的商业区“市”内进行。凡长期固定地在市场内营业、利用官府在市场内设置的房舍、店铺和货场的商人，都要向官府登记，列入“市籍”，商人取得“市籍”所交的场屋税和按交易额与一定比率计算出来的交易税，统称“市税”或“市租”。汉代市税也很高，临淄居民10万户，每天市税收入高达千金。在当时经济尚不十分繁荣的情况下，这是很重的市税。汉初征商的目的也主要是为了抑商，通过重征商税以减少经商之利，防止百姓弃农经商，背本趋末。商税仍然不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项目。山泽、关市之税不列入国家财政，而归少府(九卿之一)掌管，属于皇室收入和解决封君的奉养之需。
从汉武帝时期(公元前140—前87年)开始，工商税在封建国家财政中的地位发生了重大变化，重征商税，在抑商的意图之外，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开始成为封建政权的主要动机。汉惠帝、高后时期(公元前194—前180年)，为了恢复和发展经济，虽然在政治上对商人仍采取压制政策，但对商人经营活动的限制曾有所放松：“孝惠、高后时，为天下初定，复弛商贾之律。然市井之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吏。”(《史记·平准书》)“弛商贾之律”的内容主要是“开关梁，弛山泽之禁”(《史记·货殖列传》)，即关卡允许商人自由通行；山泽资源，商人可自由采购，开发；煮盐、冶铁、铸钱，私人均可自由经营，国家不加限制。再加上当时国家统一，政治稳定，极大地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商业的繁荣。商业都会大量涌现，家累千金、万金，富甲一乡、一县、一郡的富商大贾不可胜数，出现了“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史记·货殖列传》)的商业大发展景象。汉武帝时期，对匈奴等外族侵略势力大规模用兵，军费、赏赐等开支巨大，国家财政入不敷出。而富商大贾聚集大量财富，却不肯响应国家要求自动捐资以助国家之急。因此，汉王朝决定对工商业者开征几项新税，以解决国家急需。一是颁布算缗令，征缗钱税。缗是穿钱的丝绳，1000钱为一缗，算缗就是征财产税。在算缗令颁布之前，汉朝廷对财产在三万钱以上者已经征收财产税，称“赀算”或“算赀”，一般人万钱一算(一算为120钱)，税率为1.2%。商人“赀算”较重，每千钱征20钱，税率为2%。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冬，御史大夫张汤等建议“算诸贾人、末作、贳〔shi世〕贷，买居邑稽诸物及商以取利者”(《史记·平准书》)，即对商人、手工业作坊主、高利贷者及其他囤积居奇、谋取盈利者征缗钱税。让他们自己如实向政府申报钱财数额，经官府核验，按率纳税。对商人、高利贷者、囤积居奇者，每2000钱纳税一算，税率为6%。手工业作坊主和金属冶炼者，4000钱纳一算，税率为3%。凡隐ｌiｂ?匿财产不报，或报价与实数不符，一旦被人告发，要没收其全部财产，一半归公，一半赏告者，并罚被告者到边防服役一年，这就是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年)颁布的著名的“告缗令”。告缗令到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停止执行；实施期间，富商大贾几乎都遭告发，中产以上的商贾大部分破产，给了富商大贾以沉重的打击。国家因此得商贾“财物以亿计”(《汉书·食货志》)，从而保证了战时的财政需要。二是车船税。武帝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已开始征商人车税。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根据张汤建议，又规定，商人轺〔yao摇〕车(一马驾的车)一乘征钱二算，一般百姓轺车征钱一算，官吏、三老、北边骑士的轺车免征。五丈以上的商船征一算。中国历史上对商船征税从此开端。同时开征马牛羊等牲畜税，以解决军需马匹的供应。此外，汉初曾一度废止的关税，汉武帝时期也开始征收，起初税额不多，主要供关卡吏卒衣食费用。以后则逐渐加重。
随着封建官僚贵族集团奢侈风气的滋长，供皇室及封君奉养之需的山林川泽之征也急剧增长，汉宣帝时，渔业税增加三倍。汉元帝时，“都内钱四十万万”，其中“少府钱十八万万”(《汉书·王嘉传》)，几乎占国家财政收入的一半。
公元8年，王莽篡汉，进行改制，以打击商人兼并势力为号召，王莽对盐、铁、酒、山泽，全面实行国家专营制度。工商业者和一般百姓采取山林川泽财物，如猎取鸟兽，捕捞鱼鳖百虫及放牧牲畜，一律征税。妇女养蚕织布缝衣，工匠、医生、巫术、卜相及各种卖艺活动，小商小贩，旅馆饭店以及市场交易活动，都要向官府申报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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