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宓在旧中国生活了几十年，国民党是我的亲妈，共产党是我的后母，我的亲妈死了，我的后母对我很好，超过我的亲妈，我更爱我的后母。”此番不伦不类的蹩脚比喻，先是引起一阵窃笑，继之惹怒了台上端坐的那些以共产党为亲妈、且“用乳汁哺育了我”的领导，吴宓遭到一顿痛斥，灰头土脸地退出会场。
1957年1月，在重庆市教育工会主办的敬老会上，吴宓再次有点不识时务地坦陈与中央高层意见相左的言论，公开反对废除正体汉字和使用简体字。同年6月，根据中央“引蛇出洞”的“阳谋”，重庆市高校、文化系统展开“大鸣大放”等行动，一些“牛鬼蛇神”纷纷出洞，各抒己见。据6月3日《重庆日报》报道，西南师范学院的外语系熊正伦、秦荫人，历史系吴宓、孙培良，教育系郝庆培、邓胥功，地理系王钟山等教师，“在发言中，一致主张高等学校仍然应当实行党委领导制，但须克服缺点，扩大民主”。而“吴宓认为学校还是要用党委领导制，但他主张实行在党委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使院长职权分明，名实一致。吴宓和郝庆培都主张在学校设立学术委员会，负责评级、升级等、审查论文、办理学报等”。想不到十几天后，中共开始收网，出洞的“牛鬼蛇神”基本尽数装入网中，作为“右派分子”和人民的敌人接受革命群众的批斗。短短几日，西南师院揪出的“右派分子”多达612人，如此惊人的数字几乎居全国高校之首。落入圈套的吴宓终于回过味来，对自己的命运和国家民族前途痛心疾首。从这一时期的吴宓日记中，可见出他对当时的社会形势、天命人事的分析评判以及内心的恐惧与痛苦：
1957年6月24日：“此次鸣放与整风，结果惟加强党团统治与思想改造，使言者悔惧，中国读书人之大多数失望与离心，而宓等亦更忧危谨慎与消极敷衍而已”。
6月28日：“昨接龢六月二十一日函，有云，‘近读夏侯湛《东方朔画赞》，洁其道而秽其迹，清其质而浊其文。人间何世，其用心亦良苦矣。’后之读宓日记者，可知宓近来每日费时费力于何等事。读书且不能，遑言著作？自适且不能，遑言益世？牺牲 一切，放弃百事，只办得全身苟活免祸，以获善终。而已。”
7月3日：“今晚闻豫言，今日下午4：30本校民盟会中，萧华清宣称，澄等之罪甚重，劳动改造仍不足蔽辜，云云。”（南按：豫，指郭豫才，历史系教授、系主任。萧华清是1925年加入中共的老党员，时为重庆市政协副主席、民盟中央委员、民盟重庆市委主任委员。澄，指的是民盟西南师院支部负责人、师院副教务长、历史系教授李源澄，因此时民盟已被视为“章罗同盟”，作为民盟负责人之一的萧华清差点被打成“右派”，只因其与中共重庆市委书记任白戈有师生之谊，任氏出面保他过了“反右”关。对于这位已倒霉的下属李源澄，萧华清自然要以批判的态度来“划清界限”。）7月4日：“此次知识分子被谥为右派，一网打尽。其存心者伈伈伣伣，苟合取容。无学、无才、无德而阴狠忌刻，又诌谀逢迎，如今西师中文系、外语系、教育系、历史系主任之魏、赵、普、郭诸君者，皆固位得志，而肆行报复矣！”“早寝，而以终日参加此运动，神经受刺激过度，久久不成寐。”
7月7日：“上午复阅并整理五至六月‘鸣放’期中之《重庆日报》，寻其议论之踪迹，则今日被罪斥之右派分子，如鸟之始出巢，弋人早弯弓张网以待矣。”
7月11日：“连日开会，宓虽未受检讨，且少发言，亦已极昏倦，夜遂失眠。神经受刺激太多，耳鸣不止。”
7月12日：“晨阅昨报，凡鸣放中略抒感愤不平者，悉为罪人矣。此次鸣放及反击右派，只为侦察不轨，铲除异己，并坚定全国知识分子之社会主义立场，加强其思想改造而已，整风徒托辞耳。即如本校中文系之腐败与改良办法，樊既以获罪，谁敢复言之耶？”
7月22日：“今夕闻赖公言，昨遇委夫妇见告，澄已得疯疾，见委亦怒斥之曰：‘汝亦来打击我乎？’呜呼，经此一击，全国之士，稍有才气与节概者，或疯?或死，一网打尽矣！”（南按：指李源澄被斗疯。委，即李源澄之弟李源委，时在西南师范学院图书馆工作）8月10日：“连日校内获罪者益多，如总务长叶诚一，图书馆职员侯文正，其父叔兄均诛戮，本人以多言得咎。史三学生赖澄，已奉电回校皆成为右派分子。宓细察此次定罪之径路及范围，要以全国各地章、罗之党羽、民盟之活动为主；故在西师，以澄为中心首犯，若……等，皆视为澄民盟活动之谋逆从犯。”
当此之时，作为民盟西师负责人的李源澄，并未像西师其他一些“右派”如董时光（教育系讲师，后死于劳改地）、陈东原（教育系教授）、罗容梓（教育系教授，后死于“文革”中）、孙铭勋（中文系教员，后死于大饥荒）那样有过激烈的“鸣放”言论，但仍被网罗于密网被打成“右派”而折腾成一个胡言乱语的疯子。在这个足以笼罩整个中国天空大地的天罗地网中，吴宓自是学校当局、特别是他所在系的头头们早就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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