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安全，今天你没有儿女牵挂需要抚恤同安慰而万千国人像已忘掉，你死是为了谁！
诗成时，离林恒殉难已三年。林徽因所悼念的，显然不只是自己弟弟一人，而是献绐抗战前期她所认识的所有那些以身殉国的飞行员朋友们。诗人对这批朋友们寄予了无限深情，以及对民族前途的关怀。正如梁从诫所说，“从中可以看出当时她对民族命运的忧思和对统治当局的责难”，只是想不到“母亲当年悲愤的诗句‘万千国人像已忘掉，你死是为了谁！’竟在这批人身上再一次得到印证。这历史的回声该有多么刺耳！”假如林恒地下有知，一定会为当年的举动痛苦地反思并自问：“我的死到底是为了谁？”
1968年11月，梁思成在遭受长期的折磨、摧残下，心力衰竭，呼吸短促，生命垂危，急需入院救治。经林洙多次向有关方面写信请求，最后在周恩来亲自过问下，梁被造反派放出，送进北京医院抢救。当病情稍微稳定后，复被接回清华园继续接受造反派批斗。此时梁思成身体已虚弱得不能站立和走动，经学校革委会正、副主任特批，每次召开“斗鬼会”，学校便派人把梁思成从家中抬出来，放在“一辆全清华最破的手推车上，让他坐在上面，像耍猴似地推到会场”接受批斗。斗完后，再用这辆最破的小推车像耍猴一样送回家中。而每次回家，梁思成都像死人一样长时间缓不过气来。日复一日的折磨，梁思成已被斗得奄奄一息，不得不再次入院治疗。但按清华革委会规定，在治疗期间必须继续写检查，交代自己对国家和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梁思成已失去了握笔的能力，只得由夫人林洙代劳，但往往又被以“假检查，真反扑”为由一次次退回重写。在如此反复折腾中，梁思成终于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他于绝望中对悲恸的家人长叹道：“抗战八年，我跋山涉水，先长沙，后昆明，再李庄。面对饥饿与疾病，我是过关斩将，终于迎来了胜利之日。现在看来，我是过不了‘文革’这一关了！”
梁思成不幸而言中，1972年1月9日黎明，一代建筑学宗师溘然长逝。
当年梁启超、林徽因去世时，作为建筑学家的梁思成为其亲自设计墓体与墓碑，而当梁思成告别这个世界的时候，已经没有人胆敢出面为这个清华营建系的开山鼻祖设计一寸墓碑了，不高的山岭上只有萧瑟的寒风与风中飘摇的萋萋荒草伴他长眠。
就在梁思成死去三年后的1975年，一直生活在恐惧忧郁中的叶企孙被解除“隔离审查”，但仍然被指令“只许老老实实，不能乱说乱动”。据叶企孙的侄子叶铭汉回忆说，到了油尽灯枯的晚年，叶企孙自知将不久于人世，心胸遂开朗、坦然了许多。而此时的社会环境亦稍有改善，他的精神分裂症得以好转。对自己经历的苦难与冤屈默默忍受，从不向外人诉说的叶企孙，突然有一天，翻出范晔的《狱中与诸甥侄书》，指给一位前来探视的挚友阅看，《书》的首段是“吾狂衅覆灭，岂复可言，汝等皆当以罪人弃之。然平生行己在怀，犹应可寻，至于能不，意中所解，汝等或不悉知。”
范晔是南朝（宋）著名的官宦和史学家，也是备受世人称道的“前四史”之一《后汉书》主要编撰者，晚年因参与谋立彭城王刘义康为帝，事泄而遭杀身之祸，并株连家人与亲朋好友。范与叶的具体情形自然不同，一个是事败入狱，一个是蒙冤身陷囵圄，想来叶氏心中的冤屈与渴望别人理解自己的情感，要比当年的范氏强烈得多。遗憾的是，在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政治背景下，没有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去窥探他的“意中所解”，与“悉知”其内心的苦痛与悲凉。
1977年1月10日，叶企孙的侄子叶铭汉从北大将工资取回交给叔父，发现他说话颠三倒四，又出现幻听症。当天，原清华同事、院系调整后出任北大经济系教授的陈岱孙也去看望叶企孙，觉得叶说话很不对劲儿，知其精神分裂症复发。当晚，叶铭汉到北大校医家里要了一点药给叔父吃下，第二天，叶企孙陷入昏迷状态，急送北大医院救治，复转北医三院抢救。1977年1月13日21时30分，叶企孙终于走完了最后一段凄苦悲凉的人生旅程，默默地告别了这个纷乱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