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
由当时翼中军区的作战成果和美国观察家陆登的报告，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了决定战争的主要因素不是地利，而是人，特别是掌握科学技术的人才。但自新中国成立后，在所有涉及冀中抗日战争的史著、文艺作品中，很难见到对知识分子的描述。在著名的《地雷战》、《地道战》、《平原作战》号称“三战”电影大片中，均没有科技人才和爱国知识分子的踪影，有的只是文化程度不高的农民，于偏僻的乡村刻苦研制、发明巧妙神奇的地雷。——就艺术角度言，农民造地雷炸鬼子的故事显得既热闹、新奇，又适应了“人民创造历史”的理论导向，但就历史事实论，则十分不符。或许正是后来的胜利者骨子里对知识分子的轻视和不信任，才导致了熊大缜、叶企孙等知识分子群体的悲剧。
1939年9月，晋察冀军区除奸部怀疑熊大缜等知识分子是天津国民党特务机关——“天津党政军联络办事处”（南按：据党史资料显示，该办事处是抗战初期，根据中共的指示，由国共两党共同商定建立的统一战线的秘密组织）派到冀中军区的C。C。系特务、汉奸。在未经过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批准的情况下，就通过冀中军区锄奸部擅自将熊大缜及180余名来自清华及全国其他高校的青年知识分子秘密逮捕。这批人“有押入边区政府者，有押送延安受训者”。被押解者全部手铐脚镣，遭到刑讯逼供，残酷折磨。吕正操虽是冀中军区司令员，但他原是张学良的副官，刚加入共产党不久，对于上级派来的锄奸部所做的一切事情无权过问，因而眼看着熊大缜等青年知识分子落入虎口却无力施救。
在熊大缜等“技术社”人员关押、审讯期间，由于没有科技人才制造武器弹药用于抗战中的消耗补给，导致冀中军区官兵在一个时期内只能手拿空枪，用秸秆塞在弹袋里假装子弹与敌人作战、周旋，紧急时候只能用拼刺刀的方式与敌人肉搏，死伤惨重。当这一悲剧性的秘密被敌人知晓后，中方官兵连徒手的汉奸都难以吓住，结果引来了敌伪军的猖狂进攻和扫荡，冀中平原抗日根据地受到未曾有过的重创，基本上土崩瓦解。
而在这个历史时刻，叶企孙已离开天津抵达昆明，并在西南联大开始了教学、研究生涯。时在重庆的朱家骅通过天津“党政军联络办事处”得知这一消息，立即给昆明的叶企孙拍发电报，谓熊“生死莫卜”。叶接电后速给朱回电，请朱设法予以营救。与此同时，叶还通过与中共友善的陶孟和，请其设法向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周恩来反映情况，帮助营救。就在各方紧密联络与想方设法之际，日军趁吕正操部武器弹药供给不足的劣势，展开对冀中抗日根据地大规模扫荡，吕部力不能敌，被迫进行战略转移。当时熊大缜由冀中军区锄奸部看押，在转移途中，为防熊大缜逃跑，锄奸部一负责看押的头目亲自找来一块石头，将其引入一块高粱地，从背后猛击头部数下。熊当场鲜血喷溅，脑浆迸裂，倒地毙命，锄奸部人员弃尸而去。据说，那个亲手砸死熊大缜的人，新中国成立后为某省的主要领导者之一，一直活到20世纪80年代末。
1940年1月23日，朱家骅在接到天津市执行委员许惠东对熊大缜等人被捕事件的方式报告后，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部的名义致函国民政府政行院，提出了解决意见。当时朱尚不知熊已被押解人员用石头砸死，函文称：“其中张方（南按：燕大化学系毕业生，由熊引荐到冀中军区技术研究社制造炸药、雷管等）受刑最惨，两手四肢全断；其次为熊君及李琳，殊乘听闻。查熊君纯系热诚爱国抗日青年，其一切均为惠所深知。若巫为汉奸，实为不伦。务祈严饬边区政府，迅即释放，并严予制止，嗣后不再发生此类事件等事情。”此函由行政院转报蒋介石，根据蒋的指示，“转电朱彭两总副司令查明、释放”。在国民党政府的压力和中共高层指示下，“四肢全断”的张方等人得以释放，侥幸捡了一条性命，而熊大缜却未等到这一天即命赴黄泉，沦为冤死之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