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系。于是，学校令她停止开课，在家中“帮助”丈夫“反省”和撰写“交代材料”，实际已被当做潜伏回大陆的“女特务”内部控制和监视起来。这一时期，与穆旦斜对门的一位俄语讲师的妻子和一个在他家寄宿的先生，因为“运动”的关系双双上吊自杀。接着又传出南开其他系有教授自杀的消息，所有这些自杀的人，都被说成是“抗拒运动，自绝于人民”。并说：“党和人民绝对不会被他们的罪恶行径吓住。”
1956年5月中旬，学校人事处通知巫宁坤即将调往北京一所为党中央培养机要外语人才的学院任教，他的妻子李怡楷也去该学院工作。6月中，巫氏夫妇带着老继母和五个月的儿子巫一丁前往北京任教，算是暂时摆脱了游荡于校园的几只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神龙见首不见尾的铁血魔掌。此时的巫宁坤尚不知道，日后等待他的将是更加酷烈的人格污辱与身心迫害。
好友巫宁坤走了，当年的“反党小集团”也在政治风浪冲击下分崩离析，穆旦陷入了人生最为孤独和艰危时期。1957年，风浪再起，刚刚在政治上抬头的穆旦又稀里糊涂地落入圈套，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九十九家争鸣记》，再一次被监视居住，隔离审查。以前被定的“反革命分子”似乎只限于领导者口头上和批斗会场上“内定”，这一次却要落实到官方文书与实际行动上来。1958年12月，穆旦作为南开大学“反右倾运动”放出的“一颗卫星”，当年参加远征军和出任“中校英文翻译”的历史，再度成为反革命的“铁证”，被天津中级人民法院以“历史反革命分子”罪名判处三年劳动改造，“接受机关管制”。当法院派人到学校宣读判决书后，穆旦被逐出课堂，降职降薪，强迫在南开大学图书馆和洗澡堂接受管制，监督劳动。
1962年，穆旦终于熬到了被解除“管制”，但校方仍不让到课堂上课，继续留在图书馆“监督使用”，以观后效。其主要工作是每天打扫厕所与洗澡堂等。尽管仍在“监督使用”，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尚未恢复，此时的穆旦蛰伏在心中的文学之火与倾吐欲望再度迸发开来，他开始了一生中最大一项工作计划——翻译英国19世纪初期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乔治·戈登·拜伦（Geordon Byron）的长篇叙事诗《唐·璜》（Don Giovanni）。白天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和无休止的思想汇报，晚上拖着疲惫的身心回到家中，吃过饭后即关上房门偷偷伏案工作。经过三年含辛茹苦的劳作，到1965年年底，这部长达一万六千多行的鸿篇巨著终于译完了初稿。当他刚要歇一口气时，“文革”风暴突起，穆旦首当其冲，被造反的红卫兵拉出来批斗，然后是抄家与打砸。继之穆旦被关于“牛棚”，接受造反派监督劳动改造。当时穆旦一家居住的是东村七十号共三间屋的平房，因出入方便，抄家的红卫兵一批接一批，把一些书籍、手稿或搬走，或撕烂，或干脆一把火烧掉，甚至连家庭生活用具、被褥、衣服全部洗劫一空。这一令人悲愤心悸的场景给穆旦的孩子们留下了深刻的记忆，据几个兄妹回忆说“记得那年8月的一个晚上，一堆熊熊大火把我们家门前照得通明，墙上贴着‘打倒’的标语，几个红卫兵将一堆书籍、稿纸向火里扔去。很晚了，从早上即被红卫兵带走的父亲还没有回来……直到午夜，父亲才回来，脸色很难看，头发被剃成当时‘牛鬼蛇神’流行的‘阴阳头’。他看见母亲和我们仍在等他，还安慰我们说：没关系，只是陪斗和交代‘问题’，红卫兵对我没有过火行为……母亲拿来馒头和热开水让他赶快吃一点。此时他看着满地的碎纸，撕掉书皮的书和散乱的文稿，面色铁青，一言不发……突然，他奔到一个箱盖已被扔在一边的书箱前，从书箱里拿出一叠厚厚的稿纸，紧紧地抓在发抖的手里。那正是他的心血的结晶《唐·璜》译稿。万幸的是，红卫兵只将其弄乱而未付之一炬。”倒卧在床上的穆旦望着窗外漆黑的夜幕，听着外边不断传来的喧嚣和“打倒”之声，他的脑海中突然涌入那首多年前写就的《赞美》诗的最后一个迭句：“一个民族已经起来！”想到此处，竟露出了少有的微笑。孩子们看了，不知何故，以为是父亲在发神经。
折腾到1968年6月，穆旦的住房被生物系一个职工何某倚仗红卫兵的势力强行抢占，一家人被扫地出门，家中残剩的衣物等被蛮横地扔出房外露天地上。走投无路的周与良经过与校方“工宣队”反复交涉，才被允许搬入南开大学13宿舍3楼337室一个朝西向、只有17平方米的房间，全家六口在这间屋子里一住就是五年之久。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968年下半年，在“清理阶级队伍”中，周与良又被造反派盯上。其时，天津周氏家族因是民族资本家出身，随着“文革”风浪兴起早已崩溃。作为天津市第一位党外副市长的周叔弢被革职查办，而后是揪斗、批判、抄家、交代问题，居宅被一个红卫兵组织强占。其他的几个儿女如周一良等在教育界服务的教授，全被关入了“牛棚”，成为革命者专政的对象。在这一大的政治背景下，周与良被南开大学定为有嫌疑的特务，于12月3日从家中抓走，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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