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师提名在课堂上做阅读示范。遥想在抗战时期，穆旦由长沙步行昆明，曾创造过背诵一部英文词典的奇迹。在芝加哥大学校园里，再度上演了当年的一幕，在一年的时间里，一部俄文词典已被穆旦背诵完毕。而此时的穆旦与杨振宁、李政道等公费留学生的生活条件可谓天壤之别，他作为自费生必须半工半读，白天上课或自修，夜间到一家邮局从事只有黑人才肯干的繁重的运送邮包工作，以此赚取学费和生活费用。每天凌晨三四点钟才能回家休息，为了省钱，每当休工回家，只是到黑人区买一个5美分的“热狗”充饥，有时实在太过劳累，当“热狗”拿在手中，不觉悲感交集，流下泪来。
1951年，穆旦夫妇与杨振宁、李政道、邹谠、巫宁坤等芝加哥大学的中国留学生，组织了一个“研究中国问题小组”，对新中国成立后的情况进行探听研究。对是否回国，杨、李等人举棋不定，而穆旦与巫宁坤则倾向于尽快回国，迎接已经到来的伟大时代。
在学习英国文学与俄国文学的同时，穆旦试着把自己的诗译成英文在美国一些报刊发表，居然很受读者欢迎，并引起诗歌评论界关注。1952年，由美国诗人赫伯特·克里克莫尔（Herberc Creoreore）主编的《世界名诗库（公元前2600－公元1950年）》（ALittle Treasury of World Poetry），收入了穆旦的两首作品：《饥饿的中国》（From Hungrya）、《诗八首》（There Is NoNearer Nearness）中的部分章节，署名查良铮（ChaLiang-g）。这部《诗库》仅有两位中国现代诗人入选，另一位是担任过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的何其芳。
也就在这一年夏初，周与良获生物学博士学位。未久，穆旦夫妇收到了台湾大学的邀请函，邀其至台大任教。几乎与此同时，亦收到印度德里大学的聘请书（南按：时穆旦的族兄查良钊为德里大学教务长）。当时美国南部一些大学经常到芝加哥大学选聘教师，若到南部大学任教亦不繁难。但夫妇二人还是决定回归祖国大陆，其缘由是夫妇双方父母兄弟姐妹等亲属皆在大陆，回国后在各自的专业上也能开创一番新天地。在穆旦心中，牵挂和梦想更多的还是他热爱的诗歌创作与翻译外国文学作品，并认为中国的诗歌若想来一次“文艺复兴”，非得借鉴外国诗歌的长处和新的意境不可，否则，绝无出路，而自己无疑是这项伟大使命的承载者与新垦土地的播种者之一。这一心境和志向，在穆旦归国后致原西南联大外文系同学，时正下放山西劳动的“九叶派”诗人之一杜运燮信中已明显流露，信中说道：“我把拜伦的长诗又弄出‘锡隆的囚徒’和‘柯林斯的围攻’两篇，这种叙事诗很可为我们的诗歌借鉴。我最近还感觉，我们现在要文艺复兴的话，也得从翻译外国入手。你谈到你的学生看你的‘冬与春’而‘不易懂’，欣赏的水平如此之低，真是哭笑不得。所以如此，因为他光喝过白水，没有尝过酒味。国内的诗，就是标语口号，分行社论，与诗的距离远而又远……在这种情况下，把外国诗变为中文诗就有点作用了。”
然而，祖国大陆已经改色，因中共已明确表示倒向苏联一边，要在此时回返已不是件容易事。据周与良回忆：“当时留学生拿的都是国民党政府的护照，又正值朝鲜战争时期，美国反华反共情绪正盛，且我为理科博士毕业生，美国政府根本不批准回中国大陆。”因而不得不设法求人，四处打听能回归的办法。折腾了一个段落后，终于“找到一位犹太律师，花钱代向移民局疏通，加上我的导师B.Palser教授向移民局写介绍信，证明‘此人所学与生化武器无关，对美国国防没有危害’，加之我们夫妇称回国是定居香港，才最终获准回香港。而国内亲属已替我们办好香港入境手续。……实际上我们根本没有进入香港，直接由中国旅行社接回深圳”。
1953年1月，穆旦夫妇由广州至上海，受到巴金、萧珊夫妇的宴请。1940年夏，穆旦于西南联大外文系毕业留校任助教时，结识了考入联大外文系不久的陈蕴珍，也就是后来成为著名现代作家巴金夫人的萧珊。因对文学和诗歌共同的热爱，穆旦与萧珊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当穆旦夫妇从芝加哥归来时，巴金正在上海主持平明出版社工作，老友相遇，于谈天说地中自是谈到一直挂在心怀的文学之梦。当穆旦说自己准备译介俄罗斯及苏联文学作品给中国读者时，得到了巴金与萧珊的鼓励，希望尽快译出交平明出版社出版，以便适应新形势下文学转型和读者的口味。穆旦听罢，自是以感激的心情应诺。
这年2月底，穆旦夫妇由上海抵达北平，穆旦暂住教育部招待所，周与良回天津家中。穆旦在等待分配工作的间隙，开始着手翻译苏联季摩菲耶夫所著的《文学原理》。当此之时，就读于芝加哥大学的赵萝蕤已回国并出任燕京大学西语系主任，为扩大西语系阵营，赵萝蕤报请校长陆志韦批准，邀请巫宁坤归国至燕大任教。1951年上半年，尚未完成博士论文的巫宁坤怀揣满腔激情和几年海外苦读的沉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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