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照据说是一位外国诗人的样子，把背过的一页页撕去丢掉，为行走过的土地留下一份富有诗意的浪漫纪念。而当到达目的地昆明的时候，那本词典也就所剩无几了。
三千里的行军是艰苦和单调的，除了背诵英语单词，穆旦没有忘记对周围事物与风土人情的体察。祖国土地的辽阔，高山峡谷的神奇壮美，以及人民生活的苦难与坚强不屈的精神，都在他的心灵深处打下了烙印并激发出创作的灵性，许多优秀诗篇在血脉贲张、激情闪烁的某个上午或某个夜晚，随着笔端倾泻而出。只是，诗人的情感与诗的内容、风格，较之清华园时代已有了转变，正如王佐良所言：“我发现良铮的诗风变了。他是从长沙步行到昆明的，看到了中国内地的真相，这就比我们另外一些走海道的同学更有现实感。他的诗里有了一点泥土气，语言也硬朗起来。”如根据迁徙路上所见一幕幕场景和风土人情写就的著名诗篇《出发》中，穆旦这样写道：
在军山铺，孩子们坐在阴暗的高门槛上晒着太阳，从来不想起他们的命运……在太子庙，枯瘦的黄牛翻起泥土和粪香，背上飞过双蝴蝶躲进了开花的菜田……在石门桥，在桃源，在郑家驿，在毛家溪……我们宿营地里住着广大的中国的人民，在一个节日里，他们流着汗挣扎，繁殖！
我们有不同的梦，浓雾似地覆盖在沅江上，而每日每夜，沅江是一条明亮的道路，不尽的滔滔的感情，伸在土地里扎根！
哟，痛苦的黎明！让我们起来，让我们走过浓密的桐树，马尾松，丰富的丘陵地带，欢呼着又沉默着，奔跑在江水的两旁。
西南联大文学院暂设蒙自期间，穆旦成为创办“南湖诗社”的骨干和主要撰稿人之一。其间，受朱自清、闻一多、吴宓、叶公超、冯至、卞之琳，特别是英籍的威廉·燕卜荪等一大批著名教授、诗人指导和影响，穆旦开始大量阅读艾略特、奥登等外国诗人的作品，系统地接触英国现代诗歌和诗歌理论，找到了“当代的敏感”与眼下的现实相结合的道路，诗歌创作质量发生了飞跃式提升。对于这段经历和诗歌艺术上的变化，谢冕曾作过这样一段评论：“若把‘五四’时期的北京大学喻为‘中国新诗的摇篮’，则此时的西南联大同样可以比喻为振兴并发展中国现代诗的新垦地。一批青年学生，在中外名师的指导下，再一次迸发了建设中国新诗的热情。穆旦是其中最积极、最活跃、最有代表性的一位。据有关材料介绍，他也就是在这里对叶芝、艾略特、奥登甚至对狄兰·托马斯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在大师的影响下，由于包括穆旦在内的一批青年诗人的投入，中国新诗史掀开了值得纪念的新页。”谢冕不愧是中国一流的现代诗歌理论家，他能在灿烂的中国诗歌星河中，找到穆旦这颗星的位置并将其诞生的背景与缘由一同托出，给予一个历史的恰当定位，并作了“穆旦这样在不长的一生中留下可纪念的甚至值得自豪的足迹的诗人不会很多”的预言，实在是滔滔世俗社会与纷乱的诗歌评论界罕有其匹的真知灼见。1940年，穆旦由西南联大外文系毕业后留校任助教。其间他的族兄查良钊正出任西南联大师范学院教授兼联大训导长，后人每提及查良铮，往往与长他21岁的查良钊混淆。其实在联大时查良铮仅是一名学生和年轻的青年助教而已，在大师如林的教授队伍中没有地位，至少远没有他的族兄查良钊引人瞩目，如果翻一翻那个时期的梅贻琦日记，查良钊的名字不断出现并有若干细节记录在案。此时查良铮只是以穆旦为笔名所写的诗歌在校园学生和部分爱好诗歌的青年中间闻名。在随后的几年里，作为受西方诗歌理论影响颇深的诗人穆旦，于香港的《大公报》文艺副刊和昆明的《文聚》等报刊，又连续发表了《合唱》《防空洞里的抒情诗》《从空虚到充实》《赞美》《诗八首》等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从而引起世人更广泛的关注。这一时期，中国抗战已进入最艰苦的敌我相持阶段，中国最精华的国土已失，人民虽衣衫褴褛，血污浸身，贫穷和苦难缠绕着中华民族死死不放。但是，置之死地而后生的中国国民党军民，已经意识到在血与火的殊死搏斗中，中华民族不但没有被日本小鬼打垮压碎，反而更加奋起并看到了一丝胜利的曙光。作为年轻的诗人穆旦，于1941年夏秋之交自四川叙永分校重返昆明本校途中，亲眼目睹了残破的大地山河与人民的生活窘蹇，在深刻感受时代苦难的同时，以诗人的敏锐视角感悟到人民奋起的精神和抗战胜利的希望。在悲欣交集的心潮涌动中，穆旦完成了他那首意境深邃、苍茫雄奇的《赞美》诗篇：
走不尽的山峦和起伏，河流和草原，数不尽的密密的村庄，鸡鸣和狗吠，接连在原是荒凉的亚洲的土地上，在野草的茫茫中呼啸着干燥的风，在低压的暗云下唱着单调的东流的水，在忧郁的森林里有无数埋藏的年代。
我要以一切拥抱你，你，我到处看见的人民呵，在耻辱里生活的人民，佝偻的人民，我要以带血的手和你们一一拥抱。因为一个民族已经起来。
一样的是这悠久的年代的风，一样的是从这倾圯的屋檐下散开的无尽的呻吟和寒冷，它歌唱在一片枯槁的树顶上，它吹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