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巨大收获，令其他专家艳羡有加，从而增加了对陈氏的嫉恨。作为号称古文字与古器物专家的唐兰，当时要到一趟香港亦无机会（后终于成行），心中的嫉恨之情可想而知。正是缘于这样的情结或曰心中的“疙瘩”，唐兰的出手才显得分外狠辣。
旋风般的刀光闪过，接下来，唐兰以历史见证人的身份直刺陈梦家的前身旧事，以“戳穿”这个“野心家、市侩和骗子”自我吹嘘的“旧学问”究竟是何等货色。唐说：“1933年前后的一次宴会上，闻一多先生告诉我，有个青年陈梦家敢于说‘夏朝就是商朝，夏禹就是商汤’，将要访我。隔几天，这青年来了，长头发，神气傲慢。留下很厚一部稿子，内容荒谬，都是忽发奇想，悬空立说。这是我认识他的开始。不久，他入燕京大学研究院跟容庚先生学金文。就是这样，这个在伪中央大学念过法律系，在燕京大学宗教学院学习过，准备当牧师，而又当过很反动的新月派青年诗人，写过极其丑恶的黄色小说，在中学里教书被轰跑的陈梦家，找着了一条争名争利的终南捷径，所谓‘从金石学出发的’这块招牌就很容易地挂上了。”
为论证陈梦家何以成为“欺世盗名的骗子”，唐兰以与陈氏打交道的亲身经历和感受举例说：“他在他尽力夸张的七十万字大书里，单是‘甲骨文字和汉字的构造’，就写了一万字。他基本上利用我在《中国文字学》里所主张的象形、象意和形声的三书说，但由于他一定要高出一筹，所以把象形象意合并起来，硬添上一种‘假借字’……显然，这样的著作，其东拉西扯，加入了很多与题无关的东西，目的只在拚命卖弄，欺世盗名和拉长稿子多得稿费而已。……郭宝钧先生有一本《中国铜器学》的稿子在他那里，他尽量利用了，写信给郭先生却说‘很多地方，所见略同’，既然‘所见略同’，当然不好算他‘抄’或‘偷’了，在他的书里，始终没有提到郭先生的著作。”
画皮一层层剥开，露出了真正的带血的骨肉，唐兰就此认为“陈梦家既不是这个家，也不是那个家，只能称为空头专家”。在一阵见血封喉的猛刺痛责之后，唐兰以胜利者的姿态温柔地抚摸着陈梦家残存的筋骨碎肉，抡下了最后一刀：
陈梦家在三反运动时是大老虎，党和政府没有追究既往，他应该改过自新。但在院系调整后，他转入了考古研究所，相反地把尾巴翘得更高了。几年来，他似乎很努力，很忙，据他说是“社会主义热情”。但忙的是什么呢？忙的争权力，当把头，捧这个，拉那个，搞小圈子，挑拨离间，打击人；忙的东跑西跑，沽名钓誉多写东西，多拿稿费；忙的买房子，买明代家俱；装着热心戏剧，搞鬼把戏。
……陈梦家还用“十分赞成”的话来强力推荐关锡一封诬蔑我们领袖的信，说赞成文字改革的人是“顺大坡”，是“市侩行为”。右派分子向来惯于用“贼喊捉贼”的方法，所以“市侩”决不是别人而正是他们自己。陈梦家说，“说话要看时机”，可惜他把时机看错了，把马脚露出来了，这道道地地的市侩，投错了机，终至于一败涂地了。
经此致命一击，陈梦家确是一败涂地，躺在地上如同一只被踩扁了的癞蛤蟆，只是干瞪着眼珠，鼓鼓嘎嘎地喘着气息而动歪不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