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馆跟随曾毅公缀合甲骨，后又到中科院考古研究所协助陈梦家整理甲骨文资料，虽属临时性质，与陈梦家算不上亲近的师徒关系，毕竟有一段工作的缘分。陈梦家已倒了霉运，但李学勤无论是资历还是和陈的关系，在枪声刚刚响起之时，都不便出手太重、太狠，更不宜进庙渎神，佛头着粪，只从令人为之眼红心热的根源，或者祸端——《殷墟卜辞综述》这部大著进行釜底抽薪式的修理，既表示了政治立场，又彰显其学问之能，可谓一举两得，或曰一箭双雕。但是，李氏这一做法，上层的头头们似乎并不满意，即在学术界人士看来，李氏的批判文章，似有底气不足，独自一人躲在乱糟糟的人群中叽叽咕咕发牢骚和自说自话的感觉。这种威力与设想中的效果还有不小的一段距离。高层领导在几个学术界大内高手的指点下，经过一番分析认为：李学勤无论是资历、学问还是地位，都还不足以与陈梦家这样的名流大腕对话，更谈不上对阵交锋，若继续下去，很有可能给不明真相的群众一种《史记》多次记载的“弑君弑父”的误解。同时，这样的打击力度，显然不能一鸣惊人，一枪击中要害，令狂傲不羁的陈梦家趴在地下动弹不得。要想把已戴上“右派”钢盔的陈梦家打趴在地，必须采取以大腕对大腕、以名流对名流、以狂傲对狂傲的战略战术实施攻击。倘如是，陈梦家休矣。
中科院领导者们听从了几个大内高手的献计，迅速调兵遣将，组织重量级选手书写批判文章，向梦家发出大规模攻击。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潘梓年、刘导生等辈具体组织、指挥下，时在科学教育界赫赫有名的罗常培、翦伯赞、唐兰、夏鼐等人，连同考古所的一些人纷纷站出来向陈梦家开火。夏鼐在《人民日报》公开撰文指斥道：“右派分子是反社会主义的，是反党的领导的。他们说党不能领导科学。他们要取消党的领导，要党员领导同志‘下台’。‘考古学家’陈梦家对访问他的记者说：‘事实上像考古所这样技术性较强的部门，如果没有党员专家，让非党员专家来领导也是可以的。……希望经过这次整风，能够对党员领导同志作一次调整。有些人地不相宜，有些人兼职过多，有些人是挂名的，都可以考虑调整。”
时在全国科教界颇有影响的《考古通讯》，以编辑部的名义发表了《斥右派分子陈梦家》一文，从多侧面、全方位对陈梦家进行了措辞激烈并带有谩骂性质的口诛笔伐，谓“陈梦家和其他右派分子一样，首先反对党的领导。他明目张胆地要科学院的党下台。他丑化领导全国科学事业的科学院，把它描绘成一个官气十足的衙门。他把创造科学研究工作条件的一切工作人员说成是些‘大大小小的官’，要‘让他们到做官的地方去做官吧，别在科学研究机关’……他狂妄地认为党中央领导同志的报告是‘宣教’，觉得太长了，不愿去听。他把人民广播电台说成是‘宣传教条主义的地方’，广播出来的都是‘教条腔’。他诋毁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而对当时反党的右派报纸文汇报却大加赞赏。……在整风期间，他挑拨副所长夏鼐和尹达同志的关系。他在考古所的一次座谈会上逼问夏鼐副所长，‘你是否有职无权’。”从夏鼐与《考古通讯》编辑部发表的文章看，除了指斥陈梦家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马列主义等罪状之外，一个重要的内容是揭露陈梦家对科学院和考古所当权者的不满。陈梦家所说的“兼职过多”，自是指郭沫若与郑振铎，而以后者为甚。1958年10月17日，郑振铎率领中国文化代表团一行十六人，取道苏联前往阿富汗和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友好访问途中，在苏联楚瓦什苏维埃自治共和国的卡纳什地区，飞机失事，全体人员遇难。当时的中共媒体作了如下报道：“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副部长，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团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会理事，中缅友好协会会长，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郑振铎同志……不幸全体遇难。”
从以上报道可以看出，郑氏可谓是不世出的人中之龙，官运亨通且身兼数职，堪称“国之重宝”，如果文化考古阵地少了郑氏，何以为计？遥想当年，鼎盛时期的蒋介石一人身兼“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兼中央银行、兼中国银行、兼农业银行理事长、兼中央大学校长、兼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兼……长”。介公这一连串的“兼”与“长”，不但未受军政大员和普通百姓尊敬，反而作为一个笑话成为人们消遣娱乐的饭后谈资。想不到此种笑话没有随着老蒋跑到台湾孤岛而消失，在新中国亦偶有所闻，且有过之而无不及，身兼几个或几十“委员”与“长”者如过江之鲫。——只可惜天不假年，六十岁的老郑同志，乘机西行，结果竟是命赴黄沙，闻者为之扼腕。郑死后，由尹达而不是夏鼐接替其考古所所长一职。
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成立之初，郭沫若当仁不让地以院长身份兼任所长，尹达以“老革命”的资格暂时屈居副所长的位置，主持所内日常工作。而自1954年梁思永去世后，尹达顶替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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