泊上海黄浦港。此时解放军围城正紧，北平已是孤城，地上跑的、水里行的与天上飞的人造物体皆不能进城。谣言与烽火同时流窜，许多人困兽犹斗，千方百计地逃离围城。赵萝蕤得知消息，反其道而行之，想方设法冲进围城。几年前，赵萝蕤随陈梦家在昆明郊外居住时，与迁往昆明的欧亚航空公司经理查阜西相识并成为好友，为能尽快抵达北平，赵找到战后迁回上海的查阜西想办法。很快，查阜西打听到有一架给傅作义“剿总”司令部运粮食的飞机正要飞往北平，经这位经理疏通关系，赵与另外几人搭乘这架完全没有座位的简陋飞行器向北平飞去。当飞机抵达天津上空时，被中共军队发现，当即用高射炮射击，飞行员沉着冷静，在天空划了几个大大小小的半圈，终于避开了密集的炮火抵达北平上空，最后于天坛一片柏树丛中安全降落。赵萝蕤从舱口爬出没有舷梯的飞机，从临时捆绑、离地还有二尺的竹梯跳下，暂住北大教授汤用彤家中，又到骑河楼清华办事处托人带信给陈梦家，告诉他自己已平安归来，只要城门一开，赶快前来接人回清华园。
三个星期后，守城的傅作义部开出城外接受中共改编，赵萝蕤趁此机会出城，赴清华园与陈梦家相会。未久，赵被聘为燕京大学西语系教授、系主任。当时系内有老一辈教授胡稼贻和青年教授吴兴华，以及晚些时候自香港返国的俞大絪，加上赵萝蕤共四人，组成了燕大的外语班底。1951年，受赵萝蕤邀请，由芝加哥大学归国的青年学者巫宁坤进入燕大西语系任教，翌年便被调整到南开大学，算是未名湖畔一行旅般匆匆过客。
以赵萝蕤为首的燕大西语系虽人数不多，但相互团结友善，此为赵氏最为春风得意的时候。为了照顾夫妇生活，学校把校园东北部朗润园一幢中式平房分给了陈、赵夫妇，这对才子美人算是有了一个正式团聚和接待亲友的独立空间，生活像花儿一样幸福。当此之时，刚从美国归来进入燕大的巫宁坤住房尚未分配，暂住在陈家，受到赵萝蕤温馨殷勤的款待。许多年后，巫宁坤对这段经历记忆犹深并动情地回忆说：“陈梦家教授当年是著名的‘新月派’诗人，后来又以古文字学和考古学的成就蜚声中外，当时在邻近的清华大学中文系任教。夫妇俩住在朗润园内一幢中式平房里。室外花木扶疏，荷香扑鼻。室内一色明代家具，都是陈先生亲手搜集的精品，客厅里安放着赵萝蕤的‘斯坦威’钢琴。这时我才知道她是燕大宗教学院院长赵紫宸博士惟一的女儿。赵老不仅是世界知名的基督教神学家，任世界基督教理事会的亚洲主席，而且是全国闻名的杜甫专家。萝蕤从小在家受到中西文化熏陶，不但能诗能文，而且弹一手好钢琴。二十岁自燕大西语系毕业后进入清华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两年后就将美国诗人艾略特（T.S.Eliot）以晦涩闻名的长诗The Waste Land（《荒原》）译成中文，受到专家学者的交口称赞。后来在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所选的研究专题又是以艰深闻名的亨利·詹姆斯长篇小说。我在风景如画的洞天学府开始我的教学生涯，竟又得在这般清高优雅的人家流连，私心不由得不感到庆幸，怎么也不会料到这样的日子不久就会一去不复返了。”
这种一去不复返的生活，既是天命，也与人事有关，天命人事交织在一起，铸成了一曲不堪回想的哀歌。
新中国成立后，陈梦家对全国掀起的政治风浪和“思想改造运动”不以为然，且自视甚高，常以全新的重量级“海龟”自重，口无遮拦，恣意讥评时弊，不把一般的“海龟”放在眼里，更不能容忍一群头戴革命帽子的“土鳖”把持校政，对一切认为不合理的现象深恶痛绝并怒形于色。陈氏的所作所为很快成为当权者的眼中钉、肉中刺，遂成为“思想改造运动”的活靶子受到猛烈批判。但诗人气质与天生俱来的性格，使陈梦家难以改变几十年养成的习惯，依然我行我素。据巫宁坤后来发表的一篇文章《燕园末日》说：“陈先生不过四十多岁，但又瘦又黑，经常皱着眉头，走起路来弓着背，仿佛背负着甚么无形的重载，看上去有点未老先衰了。有一天燕京大学校园里的大喇叭广播一个通知，要求全体师生参加集体工间操，正从墙外路过的陈梦家听到后，当即愤然曰：‘这是1984来了。这么快。’”
《1984》是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Gee Orwell，1903－1950）于1949年出版的小说，预言了未来极权社会的情景，堪称世界文坛最著名的政治讽刺小说，有评论家说“多一个人看奥威尔，就多了一份自由的保障”。同奥威尔的小说并不是“反共的小册子”，而是“反对极权主义”一样，陈梦家在当时和之后没有公开批评过共产党及推行的制度，但他的言行还是与政治以及政治当权者发生了冲突，并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进行“院系调整”，大学重组，凡属于帝国主义出资创办的教会学校一律解散。位于北京地盘上的燕京、辅仁两所大学正属此类，于是，这两座实力雄厚的著名学府如同两头硕大的肥猪被绑缚在地，引刀放血，大卸八块，按不同科系分别并入北大、清华、北师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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