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是国民党原子弹“种子计划”的开端，更是新中国原子科学史上的重要篇章，后来中共领导下的科学家在西部大漠引爆原子弹，真正的源头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1947年4月21日，时任国民政府国防部部长的白崇禧建议设立“中央原子物理研究所”，同时增加“国立物理科学所”的相关研究设备，要求拨给经费一百四十余万美元，外加第一年补充设备费一百万美元。此时国共内战已经大规模爆发，国民政府无力拿出大把的银子换取遥遥无期的核武器，于是，蒋介石亲笔批复白崇禧的签呈：“目前国库支应浩繁，外汇亦须节用，所请设立原子物理研究所一案，似应缓办。”未久，国共战局愈来愈不利于国民政府，“缓办”二字为蒋介石在大陆统治期间研制原子弹的梦想画上了一个无奈的句号。
就在曾昭抡、吴大猷、华罗庚等师生赴美国之前，中央研究院欲筹设原子物理研究所，并委托原西南联大物理系教授赵忠尧赴美参观在太平洋比基尼小岛举行的原子弹爆炸实验，同时令赵想方设法购置研究原子核物理的器材。
在第二代物理学家中，赵忠尧算是一个异数和少有的天才，也是与诺贝尔奖最近、几乎触手可得的一人。对于赵的传奇性经历，吴大猷曾特别惋惜地说过：“赵忠尧在30年代初，在加州工学院从事硬γ线的吸收研究，此项工作极为重要，为后来安得逊发现正电子的先河，惜失之交臂。”在西南联大时代，赵忠尧用由北平带出来的五十毫克镭，做了些人工（中子）放射性原素实验，虽然成就不够理想，确是代表了一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正是缘于赵氏非凡的才气与精神，中央研究院才派其赴美欲成就一件“大事因缘”。赵忠尧抵美后，历尽千辛万苦，经过两年的努力，终于弄到了一批器材，此时已是1948年底，南京国民政府即将土崩瓦解。赵忠尧决定暂留美国，静观待变。1950年11月底，赵忠尧冲破种种阻挠，终于途经香港回到了祖国，只不过此时整个大陆已是共产党的天下了，国民党的大笔金钱算是为共产党尽了义务。几年后，赵氏利用从美国带回的器材和零件，主持建成了第一台70万电子伏的质子静电加速器。1958年又主持研制成功了250万电子伏的质子静电加速器。这两项研究的成功，为中共在不长的时间内引爆原子弹并发展核工业事业建立了头功。至于后来大陆媒体和民众一谈到物理学与原子弹，言必称“三钱”（南按：钱学森、钱学强、钱伟长。实则钱伟长没有参加原子弹和“两弹一星”的研究），又是另一番天地的事了。
随着蒋介石政府在大陆的瓦解，当年派往美国实施“种子计划”的人员也随之星散，曾昭抡赴欧洲访问，其他人员也在变换调整自己的角色。1948年，曾昭抡、华罗庚、吴大猷三人均被选为首届中央研究院院士，继而国共两党除了于战场上指挥各自的官兵真刀真枪地互相砍头，还动用一切能够利用的力量，想方设法展开了对海外高级知识分子的争夺。曾昭抡率领的“种子计划”全部人员和赵忠尧等滞留国外人员，连同一切与核能研究相关的研究人员，更是被国共两党看做决定未来两党政权能否在中国立足的“国宝”，为此展开的争夺也就分外剧烈。最后的结果是：曾昭抡、华罗庚、唐敖庆、朱光亚、孙本旺返回大陆；吴大猷、李政道、王瑞駪、徐贤修留在海外。十几年后，回到大陆的朱光亚、赵忠尧等科学家，与钱三强等另一个支系的海外回归人员合作，最终为中共政权研制成功了原子弹。而台湾方面在秘密研制过程中，因受现实政治、环境等限制并在美国的打压下，“种子计划”功败垂成，最终梦碎孤岛。
随着时间的推移，留美的李、王、徐等三人皆被陆续选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吴大猷曾一度出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徐贤修出任台湾新竹清华大学校长。当时未作其他非分之想，更未想在国共两党统治的地盘上升官发财的李政道与王瑞駪两位既有心机、又有骨气的硬汉，坚决拒绝国共两党的统战工作，怀揣造福人类、推动人类文明进步，而不是相互砍头、剁脚、割喉、封口的梦想，铁钉一样牢牢地扎在美国这块自由的土地上，于几间小屋里埋头研究学术。1956年，李政道与杨振宁共同提出了“弱相互作用下宇称不守恒”理论，并得到了另一位中国赴美的实验物理学家吴健雄女士的实验证明。随着这一伟大成果横空出世，李政道与杨振宁于1957年共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受到世界瞩目。1970年，先后任教于耶鲁和纽约州立大学的王瑞駪被选为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就整个20世纪而言，李政道、杨振宁、王瑞駪等三人，外加一个金岳霖弟子、哲学家王浩，是西南联大走出去的学生中真正具有国际影响且对人类科学文化事业作出杰出贡献的伟大学人。李、杨、王、王等四人，称得上是当之无愧的西南联大学生的“光荣代表”。至于其他的学人，有的也作出突出贡献，特别是中共实际控制大陆后，负责制造军火如原子弹、氢弹的一批科学家，其在大陆普通民众和中小学生心目中的地位，完全超过了李政道、杨振宁、王瑞駪、王浩，似乎成了科学家队伍中最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