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并撰写《原子与原子能》一书，对原子核能已有相当深刻的理论研究。另一个原因是，曾昭抡对军事与军事理论有着天然的兴趣。抗战军兴，曾氏在从事教育与科学研究的同时，以充沛的精力和热情研究军事战略，对中日战争，盟军与德意法西斯军队的战事，从武器装备、战略战术、诸位将领的特长与弱点、各国民党军民士气等方面，发表了大量军事评论。到抗战结束，在各种报刊上发文达200篇以上，其中《从军事技术上推论欧洲战局》《现代战争中的武器》《欧洲第二战场》等三篇军事评论轰动一时，并给西南联大师生和重庆方面的军政要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一位叫汪子嵩的联大哲学系学生，许多年后在回忆他的老师沈有鼎的时候，涉及曾昭抡并有一段颇具趣味的描述，汪说：“沈有鼎先生是联大教授中几位‘怪人’之一。他和化学系的曾昭抡先生在外貌上相似：都戴着一副近视眼镜，头发和胡子总是邋邋遢遢，老是穿一件洗得已经发白的蓝布长衫，有几个扣子没有扣上，脚上穿的布鞋，不但破破烂烂，有时还没有穿好，似拖着走路；而且一面走路，面上总有点像是微笑，口上喃喃自语，显然是自己在思考问题。他们的不同是：沈先生走路不慌不忙，老是在思考哲学问题；而曾先生却走得匆匆忙忙，他是有名的民主教授，在每次民主集会上都发表讲话，当然不是谈化学，也不谈政治和经济问题，而是讲军事。他对当时抗战的军事情况了解得非常清楚，谈起来像个军事专家。曾先生是曾国藩的后裔，颇得祖传遗风。”
与曾国藩的实战经验或《曾胡治兵语录》不尽相同的是，曾昭抡在他的军事理论演讲中，以一个杰出科学家的眼光，特别指出战争的进程将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而进步，这种进步更多体现在日益发展的武器装备上，谓：“现代战争，乃是科学的战争，在其他条件约略价等的情况下，谁在科学上占得优势，哪个国家就会胜利，已成一定不移的真理……要谈战争，就得明了作战时所用的武器。”又说，随着“时代变迁、科学进步”，投入战争中的武器将“在构造上愈来愈复杂，在种类上愈来愈繁多，在功用上愈来愈新奇。”而“这次大战中战争技术的主要进步……就是运用已有武器配合新发明或改良的战术而进行战争”。
随着战争的进展，曾昭抡对战争的研究越发成熟，并不乏出神入化的篇章问世。1944年6月，当盟军近三百万大军云集欧洲西线战场时，曾氏正确预测了盟军将在诺曼底登陆的具体位置，而预测的登陆时间仅比实际相差不到一个昼夜。1945年1月，曾昭抡作为国际军事问题专家应昆明《正义报》作“新年五问笔谈”访问，明确回答：欧洲战事将于“上半年结束”。同年5月，曾氏在谈到盟军何时进攻日本时，认为“最早当在今年八九月，迟至则可延伸到年底。但是攻势一旦展开，战争的结束，也许并不在远。”届时“苏联在远东参战，也开始成为可能”。曾昭抡这一预言，引起了军政当局和知识分子高度关注，战争的实际进程，很快证实了这一预言的正确，因而曾氏成为当时知识分子中最著名的的军事问题专家之一，《燕京新闻》对此专门作了评价：谓曾“虽为一个化学家，但对于政局、战局的分析和综合，都可以与任何专家媲美”。
此处需要特别说明的一点是，在当时的西南联大与其他机构的知识分子阶层，谈论战争与撰写战事评论者并非曾昭抡一人，而是有相当的一个群落，且各抒己见，大谈特谈，一时间出了许多大大小小的以“卧龙”与“凤雏”自称的军事战略理论家，傅斯年就是一个。当然，这些“卧龙”与“凤雏”也有走眼跑光的时候，据时在昆明的北大文科研究所研究生任继愈回忆说，西南联大法学院一位教授在昆中北院作世界形势报告，分析德苏两国会不会开战的问题。按这位教授的分析，二者不会开战，理由有四。这位教授先讲了两条，中间休息二十分钟。恰好这时街上的报童在门口叫喊：“号外，号外，德苏开战了！德苏开战了！”主讲人颇为尴尬，宣布下半段不讲了，挟起包袱一走了之。
按任继愈的说法：“世界风云变幻莫测，一介书生仅仅根据报刊、文献提供的有限信息资料去做判断，结论有误完全可以理解。后来二战记载德国出兵进攻苏联，连斯大林还判断失误，何况远离实际的东方学者？”任氏之说自有其道理，但从另一个侧面也说明做一个真正的“卧龙”或“凤雏”式人物并不容易。当年在南阳隆中这块地盘上耕种的民众或乡村知识分子，恐怕不止诸葛亮一人，但对天下大势的认知和对形势演变发展的预测，能与诸葛氏抗席者却罕有其匹。以此推之，当时窝居西南边陲昆明城的曾昭抡，对军事的研究确实有他的过人之处。
正是缘于天时地利人和等诸种条件，在如何研制原子弹这一关乎未来战争和国防建设的重大问题上，俞大维才把曾昭抡列为实现这一计划的首要人选。
曾昭抡被俞大维电召重庆，谈了欲派人赴美学习研制原子弹之事，曾氏听罢异常兴奋，对原子武器开发正是自己的心愿，如今有此机会，自然乐意效劳。根据俞和曾昭抡的意见，这些人才不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