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时的南京学术界颇受尊重。因一直未婚，孤身一人在博物院生活，外间俗事少有牵挂，特别敬业，几乎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工作中。五十年代早期，她的办公桌旁挂有一张蔡元培的照片和一幅毛公鼎拓片，蔡元培是其精神领袖，毛公鼎拓片则是她追求事业的象征，也是她理想生活的全部内容。随着思想“洗澡”不断深入和各种运动风起云涌，蔡元培的画像已作为资产阶级的代理人，并与胡适同流合污的侏儒丑八之类的人物被她悄悄扯下销毁，代之以伟大领袖毛主席挥动手臂的巨幅肖像来指引她的精神航向了。在这一系列无休止的洗心革面，痛改前非的“一日三省”中，曾氏的精神始终处于高度紧张状态，一旦出现一点疏忽或差错，就痛心疾首，不能自制，终致走向精神分裂与崩溃，直至像她的先辈曾国藩晚年所发出的“身力交瘁，但求速死”的绝望悲鸣一样，以速求一死的方式谋得解脱。——这便是一代杰出的女性考古学家、博物馆学家、古文字学家死亡的几个主要脉络。
当然，历史是复杂的，许多隐秘往往埋藏于历史深处而被人忽略，除了曾昭燏在新的政权之下由于家族关系和个人思想观点而深感自责，以及在多波次政治运动中被迫在刀刃上起舞旋转而产生的恐慌惧惊，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症结，就是曾昭燏蛰伏在内心深处的孤独、孤傲、孤愤和耿介刚烈的性格，这种性格与以蛮霸著称的湖南人脉管里流淌的血液有关，也与她长期独身有一定关联，即通常所说的“老姑娘症”是也。对于此点，与曾氏相识的博物馆学家陈晶曾专门问及抗战中在李庄的王世襄和罗哲文二人对曾昭燏的印象，罗说“她很有学问，也谦虚。那时我年轻，她很关心我，教过我外文，辅导我工作。她自尊心很强，你对她好，她也会对你好得不得了，若对她不好，就不高兴”。而王世襄的评价与罗似有差距，王说：“在李庄时常见，她留学德国（按：为留学英国之误，但确在德国柏林国家博物馆参加过考古实习），跟李济、傅斯年先生工作，很傲慢的样子。也经常到营造学社去，但没有多大接触。”
从上述回忆可以看出，曾昭燏对王氏这位燕大毕业的土包子学者的不屑，也见出王世襄并没有把这位“海龟”女学者太放在眼里。文人相轻，自古已然，于是有人公开批评曾氏性格刚烈，说她“孤傲、严肃、不易亲近，没有亲和力”。对此，早年曾受曾昭燏指导的曾宪洛同学许复超说：“先生是即之冷静理智的学者，也是心如炽火耿介的性情中人。在别人可以不以为意的言语、气色，在先生很可能无法释之、置之。这是先生的性格使然，也是贤者难为的短处。”
许氏的评价应是公允的。或许正是这样的性格，才有了在她殒命之前偶尔露峥嵘的一幕。一次，曾昭燏以政协委员的身份参加了省里组织的一个民主党派座谈务虚会。会上，众人附和主持者的说法道：“形势不是小好，是大好。”交头接耳中，曾昭燏突然站起身大声说道：“我看你们都是佞臣！”众人大惊，立即哑然无声。待缓过神来，群起反攻，疾言厉色地质问曾：“我们怎么是佞臣？”曾昭燏似感到自己过于激动，也知道此举戳了马蜂窝，遂转身离开了会场。这个看似偶然的事件，除了曾氏骨子里暗含的一种对当政者的不服气和阿谀奉迎者的厌恶，也是她长期精神压抑之后真情的流露和爆发。
或许，从这个时候起，曾昭燏开始反思她的人生历程，以及江山易主时自己抉择的得失。因这一时期的日记一直藏于曾氏后人家中未能公布，思想流变与具体的言辞不得而知，但从曾氏自作的文章中可以发现一个特别值得重视的细节，即她在自杀前曾写过一篇《我也来谈谈＜桃花扇＞的结尾问题》的戏剧评论。在这篇评论中，曾昭燏谓孔尚任所创作的《桃花扇》，对剧中人物，特别是侯朝宗、李香君两个男女主角的褒贬，是合乎历史事实和恰当的。但这出戏经欧阳予倩改为话剧后，人物形象遭到扭曲，特别是结尾写侯朝宗赴清朝的乡试，中了副榜，为李香君所唾弃一幕，与孔氏原剧大不相同且离谱太远。对此，曾昭燏直言不讳地指出：当看到戏剧结尾处，侯朝宗穿着清朝衣冠出场，那种卑鄙的样子，总令人心中感到不爽，觉得实在是有点委屈了侯朝宗，甚或是一种人格侮辱。按曾昭燏对历史史实和人物背景、身份的把握，侯朝宗在入清以后是被迫应乡试的，侯的应试策已刊布于世，内中很少阿谀逢迎、希图得到新朝恩宠的言辞，只是对当时政治经济上一些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而对顺治皇帝入关后贵族官僚弄权枉法，指斥颇为切直。面对侯的试策和其他遗留的材料，曾昭燏认为：“推侯之意，这时满洲人统治中国，已成定局，要推翻已不可能，自己既已应试，爽性进些直言，希望新朝政治修明一点，老百姓少受点苦。至于自己，本无意功名，中与不中，在所不计。当然，假如侯朝宗当日竟高掇巍科，则很有可能他从此投身仕途，不顾名节。可是他的直言，触怒了有关的人。于是给他一个副榜，以损害他的才名。侯朝宗受此侮辱，心中自然更加痛苦，不久就跑到南方去了。”又说：“侯朝宗应试，到底非出于本心，应试后心中痛苦，越三年而死，与甘心投敌者不同。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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