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博物院办公室秘书的梁白泉回忆说：“曾昭燏跳楼之前，曾投到邮筒一封信给我，她死后，全院被有关部门封锁，这封信落到了省委统战部有关人士手中，上面写的什么内容，我现在仍一无所知。”
据梁氏推测分析，曾昭燏的自杀，除无休止的政治运动牵涉曾氏家族与她本人，使她整日战战兢兢，如履薄冰，造成巨大心理压力，还有下面几件典型事例，也是导致她最后走向毁灭道路的深层原因：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地主阶级被打倒掀翻，除了被押赴刑场或枪决，或乱棍打死、乱刀砍死外，其罪小恶少的地主家属如老人与“狗崽子”外加“狗腿子”等大多被扫地出门，流落街头。湖南湘乡荷叶塘曾家一个老年“狗腿子”——头戴瓜皮帽、眼戴老花镜的账房先生，在被扫地出门后因一时生活无着，于五十年代早期辗转来到南京求助于曾昭燏。当年在家乡生活的曾大小姐，是在账房先生的尊崇与爱抚下一天天长大成人的，二者自有非同寻常的感情。尽管事隔多年，面对故人求助，曾昭燏毫不犹豫地接待了他，并做了力所能及的招待和救济。大约与这位账房先生在南京见面的某个夜晚，二人谈到了湘乡荷叶塘曾氏家族的情况，以及在新形势下面临的险恶处境。出于一种自保、自救的心理，曾昭燏把一直压在她箱底秘不示人的湘乡曾氏家族（南按：或许只是曾国潢一支）的地契、房契等被中共认为“变天账”的证据，全部秘密烧毁。后来随着“精神洗澡”不断深入，曾氏猛然顿悟，认为当时应该把曾家的“变天账”全部无条件地交给“组织”，不应由自己悄悄烧毁，立感这是自己所做的一件对党对人民不可饶恕的罪行，遂产生了悔恨、责己之心，精神压力骤然加大。
梁白泉的说法得到了书面材料的支撑。曾昭燏在向组织提交的“供词”中，在谈到“我的童年”一段时说：“在我满六岁的时候，母亲即从衡阳请了一位贫寒的读书人来做我们（那时我还有位姐姐在世）的老师，此人名曾筱屏，从辈分算，是我们的叔父。”另据曾昭楣回忆说：“族叔筱屏老师从姐［昭燏、昭懿］教起（长沙两兄另从一师），至我读书，整整在我家教了十八年。姐学得最精，诗词歌赋，无所不能。后人艺芳攻读六年，学行俱佳。”1920年，曾昭承与昭抡兄弟皆在国外留学，而这一年天下大乱，土匪活动猖獗，曾昭燏全家整日生活在恐吓之中。曾昭燏回忆说：“我们不敢在家里住，总是这个佃户家住一晌，那个佃户家住一晌，回到家里来，也是偷偷摸摸的，晚上读书，点灯的时候，要把窗户全遮了，怕外面看见，夜里不敢在正房里睡，躲到书楼上去睡，我们孩子们还把砖砌成一个个的空洞，准备土匪来的时候躲进去。有几次听见门外响动，竟从床上爬起来，往菜园里跑，准备越墙逃走。这种恐怖的生活，使我对于这个古老的家庭，老是怀着一种阴森忧郁的感觉。”
就是在这样的乱世中，有一天，曾家被一股强悍的土匪抢劫，曾昭燏的祖父与父亲等人皆遭土匪绑票，曾家陷入混乱。筱屏师除了负责曾氏子弟读书。还四处奔波求助曾家的亲朋好友，设法营救被绑去的主人。主人被救回后，筱屏师兼任曾家的账房。1925年，曾昭燏祖父曾纪梁去世，“家中的气氛一片悲哀”。曾氏姐妹每日与业师曾筱屏一起在书楼上埋首读书。有一天，曾昭燏的大妹曾昭懿因躲在黑暗的书楼上读书，不慎从楼上坠落，把手腕跌断，医治甚久方愈。接连的痛苦折磨，和“忧郁的环境”，使得曾昭燏不愿再待下去，她与母亲反复商量，恳求离开这里，加上二位哥哥的支持，母亲终于“无可奈何地答应了”。1948年4月，筱屏师辞去教职兼账房职务，告老还乡，曾家给了这位业师一份抚恤金与妥当安排，使其能安度晚年。令曾家和这位筱屏师意想不到的是，一年之后，随着曾国藩成为地主阶级的代表和“镇压太平天国的汉奸、刽子手”的定性，这位塾师自然成了地主阶级和汉奸刽子手的孝子贤孙，受到当地政府的镇压与控制，最后被驱出家门，流浪街头。正是在这样一种政治、生活背景下，筱屏师一路流浪来到了南京博物院找到了他一手拉扯成人的曾大小姐昭燏。而此时的曾院长一见业师如此落魄狼狈，自是百感交集，泪眼婆娑，领回家中热情招待，一切都不在话下。
此处有个至关重要的情节，就是梁白泉说的这位账房先生把他掌握的曾家的地契或者还有其他家产账目交给了曾昭燏。这些东西在“打土豪，分田地”之后的新政权严密控制下再度浮出现世。对曾昭燏产生的心灵震撼和惊恐是不言而喻的。也正是这种突然而至的恐惧，使曾昭燏在两难的抉择中选择了一种在当时看来明智的做法——一把火烧掉。只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历史的诡吊处在于，那位筱屏师没有在烧掉之后当场死去，使此事做到死无对证，而是活着回到了原籍。如此这般，事情变得严重起来。随着政治形势越来越紧，一个个运动不断展开与升级，已回到湖南老家受到监控和镇压的账房先生，如果经不住世道人心的诱惑或铜头腰带抽打的折磨，被迫泄露天机，并供出与曾氏合谋销毁了地主头子的“变天账”，后果不堪设想。一旦追查起来，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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