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对胡氏一贯倡导客观看待太平天国，亦即客观对待曾国藩与湘军历史功绩的感激。其说是否属实，尚可探讨，但无论如何，曾昭燏没有卷入这一运动的旋涡，算是她本人和身悬大洋那边的胡适都值得欣慰的一件幸事。然而，所幸之中的不幸是，此时曾国藩已被当局定性为“镇压农民起义的汉奸、刽子手”。而学术界忽传有海外新印《李秀成供状》问世。未久，随着这份《供状》进入大陆，以及罗尔纲对李秀成言行进行颠覆性重新评价和戚本禹的再颠覆，以曾昭燏为代表的曾国藩家族留在大陆的子孙，再度陷入了难堪和痛苦境地。
《李秀成供状》所涉及的内容，是一个在朝野流传了百年的悬案，即太平天国城陷之日，曾国藩在天京匆匆处死太平军将领、忠王李秀成的一段隐情秘事。
在处死之前，曾国潘曾命李秀成写了一份口供，而后将李之供词抄录，一面上报清廷军机处，“以备查考”；一面在安庆刻印公开，题作《李秀成供》，亦有作《克复金陵贼党供招》者，原稿藏于湘乡荷叶塘曾家老宅秘而不宣。
随着太平天国灰飞烟灭以及与其对立的大清王朝灭亡，此事本来告一段落。想不到民国建立之后，另一批农民造反起事和革命口号又兴行起来，洪杨之乱开始被一些人拿来作为革命的先驱和样板加以鼓吹仿效。于是，一股太平天国史研究热潮在军阀混战、枪炮隆隆的中国大地悄然升起。据罗尔纲说：“在抗日战争前，著名历史考据学者陈寅恪先生，得看过《李秀成自述原稿》，他对人说曾国藩不肯把它公布，必有不可告人之隐。其实，何止曾国藩不肯公布，曾家后人也同样不肯公布。明清史专家孟森先生于1936年6月，为北京大学影印《李秀成供》作序，曾以委婉的言辞向曾家后人提了意见，希望他们及时发表原供。孟森的话可说是代表当时社会上对曾家收藏《李秀成自述原稿》不肯公布的舆论，可是曾家后人并不理会。1944年，曾国藩的曾孙曾昭桦因在广西工作的关系，经过家庭会议才勉强答应广西通志馆派人前往抄录。后来那个抄本和十多张照片，一再排印和影印出版。”
罗尔纲所说前往湘乡荷叶塘曾家抄录《李秀成供》的人，是广西通志馆秘书吕集义，吕氏根据流传本与曾氏家藏秘本两相对勘，补抄下了流传本被曾国藩删除的五千六百余字，并摄影16页返回广西。经罗尔纲鉴定、研究，确定曾氏秘本属于真品，被删内容正是对曾国藩和湘军极其不利的语句。1951年，罗尔纲《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一书由开明书店出版，书中提出了李秀成伪降说，认为忠王此举意在效仿蜀汉大将姜维伪降钟会故智，以图恢复太平天国大业。1957年，该书增订本依然持“伪降”说。就在罗氏的观点如羊群里窜出一头叫驴般在学术界和社会上引起鸣响之时，却遭到部分学者的阻击。1959年，史家赵矢元指出，李秀成“承认太平天国革命已经失败，消失了对革命前途的信心，要求曾国藩招降他的部众，这也是应该承认的”。此后，史家苑书义认为李秀成在生命最后十几天的言行，是对革命前途丧失信心和对封建势力产生幻想的表现，其性质是“妥协投降”。
对于“假降”和“真降”两种不同的观点，各路学者与政客纷纷撰文表态，臧否不一。同时，曾国藩当年是否涂改删节、毁灭了李秀成供词的问题，也一并成为史学界争论的热点。
就在史学界围绕以上问题争得不可开交之际，1962年，忽然传来消息，台北世界书局影印出版了原藏于湘乡荷叶塘曾氏家族的秘本《李秀成供》，题签《李秀成亲供手迹》。这一讳莫如深的秘本，据说是曾约农于1949年离开大陆时，秘密携往台湾的。曾约农与其姊曾宝荪一起离开大陆后由香港转赴台湾定居，继续从事教育工作。临走之前，他们带走了部分湘乡“福厚堂”曾国藩的藏书，其中就有这部对考证太平天国具有重大史料价值的秘藏本《李秀成供》。
《李秀成供》出版的消息在大陆政学两界引起震动，有关方面很快派人通过香港购得此本鉴定。这个影印本清晰地保留着曾国藩等人用朱笔、墨笔进行删改的痕迹，篇幅比曾国藩当年的安庆刻本多出九千余字。经过多方鉴定，影印本为《李秀成供》的真本内容无疑。全本七十四页，全页写满，最末一页最后一句话是“实我不知也，如知”，全篇结束。
从写满的页码和书写的规律来看，李秀成的话似未讲完，下面应有延续，至少要把“如知”这句话讲完。何以成为影印本的现状呢？这意味着李秀成最后一部分供词一定包含着更深的隐秘，或者对曾氏来说极不利的话语。为怕暴露于世，曾国藩或曾家后人便有意把最后一部分撕去销毁了。至于这个真本为何要在此时印出，据罗尔纲推断，因当时广西通志馆抄录本已在社会上广为流传，“这才追使曾家后人不得不把原稿影印公布”。
台湾影印本《李秀成亲供手迹》传入大陆不久，罗尔纲再度提出李秀成“假降”说，一时得到众多学者的呼应，罗氏对李秀成这一颠覆性评价，眼看就要成为不可撼动的铁案，除报刊电台予以呼应外，一些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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