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党校历史研究所教授，后一度出任副所长等职。曾宪楷诗文俱佳，有著作传世，终身未婚，晚年与其妹，曾任全国政协常委、全国妇联书记处书记的曾宪植同住在一起。
直至20世纪末，对曾宪楷生平研究几乎一片空白。随着新世纪到来和以曾国藩为首的曾氏家族秘史被重新发掘、研究，其后世子孙亦成为研究的重点对象，曾宪楷的事迹，特别是国共鼎革之际从事的一些隐秘活动也引起了研究者注意。据学术界初步研究的结果显示，20世纪40年代，中共高层通过叶剑英夫人曾宪植，令曾宪楷以隐蔽的身份，周旋于曾氏家族中的自由知识分子，以及与其有姻亲关系的民主党派人士中间做“政治思想工作”。当时手握中央博物院实际权柄的曾昭燏则是重点争取的对象之一，于是便有了曾宪楷肩负政治使命突来南京与曾昭燏同居一室的经历。
曾宪楷不辱使命，其目的显然是达到了，仅几个月，曾昭燏的思想就有了重大转变，并在政治上朝着红色彼岸奔涌向前。不仅如此，曾昭燏在准备突出国民党官僚体制和思想钳制的多重围困之时，也试图把身边的亲友、师生一同拉上彼岸，免得与蒋家王朝这艘古船一同沉没，其“政治思想工作”触角，竟伸向了国民党政府的铁杆支持者傅斯年。对于这段看上去有些不可思议的经历，曾昭燏在《自传》中作了这样的供述：
傅斯年……在思想上对我的影响相当的大……至于我对他怎样呢？我虽和他长期在一起，而且非常接近，但我看不出他反革命的本质，我看见他反孔宋，反对官僚资本，反对二陈，我崇拜他，认为他有正义感，我看见他生活的严肃，对于自己的刻苦，对于朋友的肯帮忙，我认为他的死心塌地的帮国民党，只是对于蒋介石私人的感情，而和社会主义在基本上没有什么冲突。我佩服他的学问与才能，因为他始终如一的对我的关切与支持，我对他有“知己之感”。当抗战期间我还在四川的时候，我的思想不大能超越他的范围，直至抗战胜利回到南京以后，我逐渐认识清楚，而他愈来越反动，我不能正言劝他，因为他是很固执的，我只能用旁的方法，想使他和国民党脱离关系。在一九四七年，他要出国养病，而一再拖延，不愿出去，我用尽方法催他，通过俞大綵的关系催他，等他到美国以后，我又继续地写信去，劝他不要再回来。我希望他能逃过蒋家王朝覆亡的那一幕（我知道时候不久了）。免得他自己卷入旋涡中去，也希望他在国外能比较清楚的观察国内的情形，而改变他的思想，不过我一切的努力都是徒劳，他于一九四八年七月回到南京来，不到半年他便逃到台湾，不到一年南京便解放了。
尽管在傅斯年身上施展的连环妙法随着傅氏的归国而基本宣布破灭，但曾昭燏的政治热情却随着国共实力彼此消长，以及国民党腐败现象的膨胀蔓延而变得高涨起来。而与生俱来的“果敢、负气、质直”性格也在新的环境中得到了激活，“湖湘士风”的精神传衍已融入了她的身心并令其感到亢奋。当时俞大絪正在南京暂居，姑嫂来往频繁，在政治观念上已站在丈夫曾昭抡一边的俞大絪，亦无形地对曾昭燏施加着影响。曾昭燏回忆说：“一九四七年八月至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她在南京，我们时常见面，互相讨论问题，对于政治上的见解，她是大致和昭抡相同的，因此她对我可说有帮助。”
1948年1月，赴欧美考察原子弹制造方法的曾昭抡已由欧洲转赴香港待机归国，曾昭燏与之多有信函来往，曾昭抡劝这位小妹不仅在政治思想上倾向红色一边，最好要像一些急进的左派知识分子如清华大学的吴晗等人一样付诸行动，与二嫂俞大絪一起投奔中共控制的解放区参加革命。这个另类的设想令曾昭燏兴奋了好一阵子，但最终未付诸行动，其理由是：“第一，对于博物院认为是自己制造的东西，已经有感情上的留恋，不愿意在半途离它而去；第二，认为自己以前没有勇气参加革命，现在人家没有你，革命也可成功了，?你去凑热闹干什么，不如保存着博物院，对于将来国家的贡献也许还要大些，而自己保存这个宝藏，总是有功无过。”曾昭燏这个说法既合乎情感又具有理性，应当是真实可信的。这年4月，中共山东兵团已攻克号称“鲁中堡垒”的潍县，山东解放区连成一片，兵锋之强劲，大有饮马长江，直捣南京之势。国民党卫戍司令部于恐慌中急调城外宪兵进城守护，因事出仓促，进城官兵无房可住，军方欲强占中央博物院的房舍充作兵营。作为实际负责人的总干事曾昭燏自是不能相让，于是与军方展开了一场拉锯战。军方态度强悍蛮横，势欲开进，曾昭燏动用各种人脉资源，“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找了许多大官们出来说话，才没有让这些军人驻进来。”在这样一种危难情形下，曾昭燏要想一个人悄悄溜走，于情于理皆不相合，更无法向与自己同甘共苦的同事们交代，她所做的只能是苦撑待变，以图将来。
这年冬天，国民党政府开始将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所藏珍品运往台湾。曾昭燏认为此举不妥，力加阻止，但总是胳膊拧不过大腿。焦急忧虑中，只好致快函向当时与中共关系密切的郑振铎、徐森玉等文化界名流求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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