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联名刊登启事，向北大师生征集赙金，并料理了丧事。丧事办完后还剩了一点钱掌握在杨夫人手中，准备以后生活所用。当时杨昌济的女儿杨开慧受毛泽东的影响已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并准备与毛正式结婚，但毛泽东却根据当时的形势要回湖南创办文化书社，只是缺少资金一时无法离开，在这种情况下，杨开慧便动员母亲把父亲办丧事剩下的那笔钱拿出来交给毛泽东，作为创办文化书社的资金。毛在感谢杨开慧母女的同时，自然知道这笔来之不易的钱是蔡、马、胡、陶等四人发起呼吁捐助的，因而毛泽东对上述几位教授的情谊刻骨铭心，念念不忘。正是念及这段旧事，毛才手下留情，没有对陶采取严厉行动。也正因为毛感念这段旧情，马寅初才成为后来的北大校长。而“成为美帝国主义走狗”的胡适在遭到中共控制的文人策士们一阵口诛笔伐，被批得体无完肤之后，毛泽东于1957年2月16日在颐年堂接见政协知识分子代表时，就胡适的是非曲直、功过是非，说了一段出乎众人意料，且意味深长的话：“胡适这个人也真顽固，我们找人带信给他，劝他回来，也不知他到底贪恋什么？批判嘛，总没有什么好话，说实话，新文化运动他是有功劳的，不能一笔抹杀，应当实事求是。21世纪，那时候，替他恢复名誉吧。”这是作为政治家的毛泽东出于政治的考虑，对当年争取胡适和清除胡氏“毒素”的无奈，也是作为一个普通人对旧情无法割舍的感念之举。而其他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如已赴台湾、香港的傅斯年、钱穆或留在大陆的冯友兰等辈，一生都没有等到，也不可能等到这句令人思之感伤的心里话。所谓“行下春风才有秋雨”，其根源就在于此。陶孟和躲过了一劫，三生有幸，可谓当年烧香布施找对了庙门。否则，性命忧矣！
1949年8月16日，身居在美国的胡适在给赵元任夫妇的信中谈到一些留在大陆的故友，对大陆的变化及朋友们的出处表示了深情关切。在谈到陶孟和时，胡适引述故友沈怡，也是陶孟和郎舅的来信，谓陶在京沪“很活跃”，并说“他是道地好人一个，可惜自己太无主意，并且容易冲动，于是别人的见解都成了他自己的—套看法”。这个评价是否公允，自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性格就是命运，作为陶孟和后半生的生活与精神状况，确是令人为之扼腕一叹。1960年4月17日，陶孟和心怀郁闷孤寂之情赴上海参加中国科学院第三次学部会议，突发急性心肌梗塞，经抢救医治无效不幸去世，终年72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