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给女儿听；一位是时时刻刻被才情出卖的林徽因，好像一切有历史性的多才多艺的佳人，薄命把她的热情打入冷官；最后一位最可怜，好像一个嫩芽，在希望长成一棵大树，但是虫咬了根，一直就在挣扎之中过活，我说的是已经证实死了的萧红。”又说：“但是，我前面举出的四位作家，死的死（据说林徽因和萧红一样，死于肺痨），活的活……林徽因的聪明和高傲隔绝了她和一般人的距离。”
就在这篇文章发表不久，李健吾确切地得知了林徽因尚活在人间的消息，惊喜之余又写了一篇题为《林徽因》的文章，表达他的感佩敬意之情。文中说：“足足有一个春天，我逢人就打听林徽因女士的消息。人家说她害肺病，死在重庆一家小旅馆，境况似乎很坏。我甚至于问到陌生人。人家笑我糊涂。最后，天仿佛有意安慰我这个远人，朋友忽然来信，说到她的近况，原来她生病是真的，去世却是误传了。一颗沉重的爱心算落下了一半。”
当李健吾发表此文时，已转入战后美国驻华使馆新闻处工作的费正清夫妇，表示邀请林徽因到美国长住和治病，林却以“我要和我的祖国一起受苦”为由婉言拒绝了。
1946年2月15日，林徽因乘飞机赴昆明休养，与她日夜思念的清华老朋友张奚若、钱端升、老金等人相会于张奚若家中，其“他乡遇故知”的喜悦心情，正如林徽因在致费慰梅的信中所言“在这个多事之秋的突然相聚，又使大家满怀感激和兴奋。直到此时我才明白，当那些缺少旅行工具的唐宋时代诗人们在遭贬谪的路上，突然在什么小客栈或小船中或某处由和尚款待的庙里和朋友不期而遇时的那种欢乐，他们又会怎样地在长谈中推心置腹！”又说：“我们的时代也许和他们不同，可这次相聚却很相似。我们都老了，都有过贫病交加的经历，忍受漫长的战争和音信的隔绝，现在又面对着伟大的民族奋起和艰难的未来……我们的身体受到严重损伤，但我们的信念如故。”尽管此时的林徽因疾病缠身，但在这飘洒着诗意的字里行间，仍透出一股倔犟得近似强悍的激情和精神。像当年林徽因一家离开北平踏上流亡之路一样，林徽因对中国在战争中的前景以及整个民族的未来，始终抱有坚强、必胜的信念，她给费慰梅的信正是这种信念和心理的真实写照。
林徽因在昆明的朋友处继续休养，梁思成则因料理复员事宜提前回到了李庄，为他的英文本《图像中国建筑史》作最后一部分的撰写。这部见证了作者流亡苦难和民族抗战史的著作，终于赶在复员前全部完成。梁思成在“前言”中满含深情地写道：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妻子、同事和旧日的同窗林徽因。二十多年来，她在我们共同的事业中不懈地贡献着力量。从在大学建筑系求学的时代起，我们就互相为对方“干苦力活”。以后，在大部分的实际调查中，她又与我做伴，有过许多重要的发现，并对众多的建筑物进行过实测和草绘。近年来，她虽然罹重病，却仍葆其天赋的机敏与坚毅。在战争时期的艰难日子里，营造学社的学术精神和士气得以维持，主要应归功于她。没有她的合作与启迪，无论是本书的撰写，还是我对中国建筑的任何一项研究工作，都是不可能成功的。
这个“前言”，是一个丈夫对妻子的赞誉，更是一位独立的学者对另一位学者、同事的挚诚感念。
这年7月初，林徽因、粱思成分别自昆明与李庄会聚重庆，并拜访在此办理复员事宜的梅贻琦，对复员后的工作计划进行了详谈。7月31日，在焦急地等了近一个月后，梁、林夫妇与金岳霖等清华教授，自重庆乘西南联大包租的专机飞抵北平，踏上了离别九年的故园。
回到北平的梁氏夫妇与老金等人暂住在宣武门内国会街西南联大复员教职员工接待处。此次重返北平，难免有一种“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的感概。遥想九年前的北平，差不多就在同样的时刻，随着国民党军溃退的何基沣将军，面对沦陷的北平和紧随不舍的青年学生们喊出了：“北平——我们还要回来的！”的豪迈誓言。想不到真的回来时，悠忽已是九个年头的时光。面对熟悉又陌生的古城旧地，梁、林夫妇与老金等清华教授们于激动中蕴涵着辛酸的泪水，可谓悲欣交集，千言万语不知如何表达。正如梁从诫所说：“母亲爱北平。她最美好的青春年华都是在这里度过的。她早年的诗歌、文学作品和学术文章，无一不同北平血肉相关。九年的颠沛生活，吞噬了她的青春和健康。如今，她回来了，像个残废人似的贪婪地要重访每一处故地，渴望再一次串起记忆里那断了线的珍珠。然而，日寇多年的蹂躏，北平也残破苍老了，虽然古老的城墙下仍是那护城河，蓝天上依旧有白鸽掠过，但母亲知道，生活之水不会倒流，十年前的北平同十年前的自己一样，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不久，梁思成一家搬入清华大学教授宿舍新林院八号，梁思成正式出任清华大学营建系（后改为土木建筑系）主任，林徽因以特邀教授身份参加创办新系的工作（南按：根据夫妇不能在清华同时任教的规定，林为特邀人员而非清华正式教员）。原中国营造学社的人员除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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