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法安排高去寻赴美访问的私人信函。
当时高已经接手梁思永遗稿整理辑补的任务，因美国方面又有可能让高访问的机会，作为前辈的李济和赵元任自然想“完成傅公一未完之愿”，遂有了这封通信。按高的弟子，曾做过台湾史语所所长的杜正胜（南按：后任阿扁政权的“教育部长”，并频布命令，全台各学校、机关及相关机构，都必须把地球仪倒过来安装，以示台湾在上，大陆在下）所说：李济与赵元任通信中提到高的学问渊博和程度，连享誉世界的日本考古学大家梅原末治都敬佩不已，“这当然不是客套。两位老同事的私人信函何必恭维一位学生辈的同仁呢？”
杜氏在这件事上的分析，比他把地球仪倒过来安装且邀功争宠、意淫大陆的头脑要清醒得多，高早年不但中国书读得好，外国书读得也头头是道，且有志于“斯克泰·西伯利亚”的学问，即长城以北以西的中亚、南亚和欧洲的东方学问，也就是傅斯年所特别看重的“虏学”。只是高氏仅仅参加了两年安阳殷墟发掘就遇到了抗战爆发，一路动荡颠簸，直到流落台湾方稳定下来。当年傅斯年怜其高才而没有出国放洋的机会，曾为此作过努力，惜傅斯年未久去世，此事遂不了了之。当李济旧事重提，并与赵通信过去一年半后，高去寻才得以成行，但此时他已48岁，如杜正胜所说：“这领域涉及许多语文，的确太迟了。”
1959年秋，高去寻结束了美国访学生活归台，正式对梁思永遗稿进行整理和辑补。从台北史语所保存的遗稿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当年梁思永主持的殷墟西北冈共发掘大墓11座（东三西八，后者含一个大坑），小墓1221座。梁思永拟定的《西北冈殷代墓地发掘报告》共分十三章、三表。梁思永病发前完成了第一至四章，第五章只写了一页，以及第六、七两章和第九章的“仪仗痕迹”。写出的部分皆为初稿，共约22万字。另外还编好表一与表二，“可能为了撰写第七章的需要而先行做的工作”。当文字资料与实物资料渐行展开后，对安阳殷墟遗址及出土遗物深有了解的李济，认为若按梁思永的计划，绝非一人之力短期内可以完成，于是在1956年拟定了一个新的编撰构想：
第一本：（原无题，兹定为“墓葬研究”）。
甲编：发掘之经过——梁稿一至四章乙编：大墓丙编：小墓丁编：其他墓葬第二本：遗物研究。
甲编：石刻与玉乙编：青铜丙编：其他第三本：人骨研究。
甲编：体骨乙编：头骨据史语所人员透露，李济这一规划也不是一人之力短期内所能胜任的，于是决定依次分别整理大墓，也就是做梁思永的第六章，而第九章的构想则按所属之墓分别叙述。高去寻就是按照这一规划，开始了为期18年漫长的“辑补”之路。自此，高氏的后半生就此与恩师的未竟事业紧紧地维系在了一起。
到了1962年，高去寻编撰的殷墟西北冈1001号墓报告开始出版，1965年又出版了1002号大墓报告。未来几年，又陆续出版了1003号大墓（1967年）、1217号大墓（1968年）、1004号大墓（1970年）、1500号大墓（1974年）、1550号大墓（1976年）等七座大型墓葬的发掘报告。
其间高氏花费的心血难以描述，只是每本报告重达十几公斤的分量就足以让人为之震撼，并从中感叹主事者之不易。据史语所统计，高去寻增补的部分，占梁思永原稿的80％强，至于插图、绘图等繁重事宜已不需提及了。
由于梁思永的原稿仅是一个提纲性质的未成品，在后来的编辑补写过程中，高去寻做了大量宏繁的工作，在补述的出土器物中，每一件都要核对原物，许多地方不得不另起炉灶重新写就。此种情形，高去寻于1968年给张光直的信中有所透露：“现在每天都是描写破烂的东西，量多长多宽，枯燥无味已到极点，下班回家已筋疲力尽。”对此，张光直曾感慨地说“高先生花这么大的力气写西北冈大墓的报告，完全是出于对史语所李济先生，尤其是对老师梁思永先生的义务感和责任，而他自己研究的主要兴趣并不在此，但是这番努力的结果，使中国近代考古学上最重要的一批原始资料公诸于世，而且由于高先生的细心和负责的态度，使那些‘枯燥无味’的‘破烂东西’转化为价值连城的史料，这几本报告也成为中国近代考古报告中的精华楷模。”为了这报告中的“精华楷模”，高去寻几乎耗尽了后半生所有的精力。据杜正胜说：“他本来可以指导年轻同仁协助从事，但他告诉我，他整理报告是替史语所还债，希望年轻人发展自己的学问，不要掉入这个大泥塘。我觉得他好像在诉说自己年轻时的心愿，‘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他始终由自己一人扛起全所的‘债务’。”
年10月29日，高去寻去世，终年82岁。他在去世前仍断断续续地整理西北冈东区三座大墓（1129、1400、1443）以及小墓总述，惜未完成而驾鹤西行。在高氏去世之后五年，三座大墓报告经当年发掘过安阳殷墟的老同事石璋如校补，于年得以出版，编号是《侯家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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