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很多小卧车停在院中，我腿软了，扶着楼梯两边的扶手一步一步上了楼，在灰暗的楼道里我一眼看见二舅（梁思成）那瘦小驼背的身躯，我轻轻走到他身边叫了一声‘二舅！’他悲伤地拍着我的肩膀示意我进病房去……三舅妈镇定地坐在一旁，柏有姐伤心至极已哭不出声倒在门口一个床上，我拉着她的手轻轻叫着：‘蹦子，你哭啊，你哭啊！’我自己的眼睛泪水止不住地往下流。”
一颗考古学巨星在他50岁的英年陨落了，同仁闻讯，无不伤感悲泣。梁思永的遗骨被安葬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梁思成亲自设计的汉白玉卧式墓碑上刻有郭沫若题写的碑文：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梁思永先生之墓一九零四年十一月十三日生一九五四年四月二日卒郭沫若敬题梁思永随风飘逝，但他生前的功业却长久地留在了人间大地。对于梁思永的墓志铭，有学术界中人士认为郭沫若如此题刻，是对这位学术巨人的不敬。梁思永的成名来源于他对中国考古学所作出的重大贡献，他的业绩是通过一个无与伦比的考古学家的身份创造的，绝非一个“考古所副所长”这样一个绿豆粒般大小的官僚可与之相提并论。失去了考古学家的头衔，梁思永便不再是人们心目中崇敬有加的梁思永，也不是1948年当选为首届中央研究院院士的学术大师梁思永，而只能是乌烟瘴气的宦海中，尤似一个整日战战兢兢，欺软怕硬，欺上瞒下，阳奉阴违的小芝麻官了，而这样一个小小的芝麻官又算得了什么呢？或者说，再大的官僚又算得了什么呢？1927年2月，梁思成由美国致信父亲梁启超，对自己和弟弟梁思永所学专业于国家民族进步，提出了到底是“有用”还是“无用”的询问。对此，梁启超斩钉截铁地回答道：“这个问题很容易解答，试问唐开元天宝间李白、杜甫与姚崇、宋璟比较，其贡献于国家者孰多？为中国文化史及全人类文化史起见，姚、宋之有无，算不得什么事。若没有了李、杜，试问历史减色多少呢？”又说：“思成所当自策励者，惧不能为我国美术界做李、杜耳。如其能之，则开元、天宝间时局之小小安危，算什么呢？”
后来的事实证明，梁思成与梁思永兄弟的确没有做成近代的李、杜，却像英国首相丘吉尔在二战中那句名言一样，为人类奉献了“热血、辛劳、眼泪和汗水”，并用自己的辛劳和智慧构筑起前无古人的名山大业，成为近现代建筑史学和田野考古学这道星河中最灿烂的明星，其对中国乃至世界文化史的贡献，怎是一个小小的副所长的官帽所能涵盖得了的？李白在《江上吟》中写道：“屈平词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意谓楚王当年耗尽百姓血汗兴建的一堆豪华美丽的楼堂馆所，早已随着风雨飘散而去，而楚国伟大的作家屈原留下的那些名篇佳构，两千年来却像日月一样永恒不朽，闪耀着盖世光辉，成为人类文化史上璀璨的瑰宝。当年梁启超对儿子们所作的比喻，正是李白文化思想的继承和延伸。就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论，一个王朝的宰相若此，一个皇帝或一个总统，对于文化与文明的进步所充当的角色同样若此。梁启超深邃的思想与宏阔的历史见地，很能令人想起美国第三届总统托马斯·杰弗逊（Thomas Jesserson）的墓碑碑文：
托马斯·杰弗逊，《独立宣言》的起草人，《弗吉尼亚宗教法案》的起草人，弗吉尼亚大学的创建人埋葬于此。
这个令世界人类为之景仰的墓志铭据说是杰弗逊本人生前所题，死后刻到墓碑上的，但他没有提及自己曾做过美利坚合众国总统之事。究其原因，台湾学者李敖曾有这样的解释“美国总统算老几啊，这个是世俗的职位，值不值得这样谈呢？不谈，不值得这样谈，不值得这样重视。”
或许李氏说得有些偏颇，但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同理。只有作为中央研究院院士兼考古学家的梁思永，他的光芒才显得耀眼夺目，才能令一代代学人景仰怀念。而把一个小小的官帽硬扣在他死后的头颅之上，不但不能令他的光芒照耀于来者，相反的是，这个官帽的阴影将会遮蔽梁氏的光芒。当年与梁思永一同选为首届中央研究院院士，后来成为高教部副部长的曾昭抡在“文革”中含冤去世，费孝通在追忆文章中说过这样一句话：“将来说起曾昭抡先生在历史上的贡献，我看他在中国化学学科上的贡献会比他当部长的贡献重要得多。”费氏认为曾昭抡是个“真正的学者，‘学’的根子，是爱国，所以我说他是爱国者”。对梁思永而言，他当年赴美留学就是为了振兴祖国落后的科学，并在这门科学上为祖国争得世界性名誉和地位。他当年确实是这样想的，也这样做了，且一生都在为这个理想而努力，因而以费氏之语来给梁思永定位也是恰当的。反之，以官僚大小特别是一顶微不足道的软皮官帽给梁思永盖棺，既不合适也不人道。此理如同鲁迅死后，为其盖棺的若不是“民族魂”大旗，没有了毛泽东为其作出的“八最三大”的定论（南按：仅比毛泽东本人少了一“大”），仅一个国民政府教育部佥事或科长，甚或在国立北京大学国文系教一二点钟课的讲师这顶帽子竖碑立传，那么，世人看到的不再是伟大的鲁迅，而是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