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跳的托命之处。事实上，到了台湾之后，李济与董作宾之间的暗中较劲儿，凌纯声与芮逸夫之间的最终决裂与斗得死去活来，凌单独拉杆子搞独立开办的民族研究所，因芮的不合作与李济等人不支持，导致凌氏只有空名而无法工作……如此等等事例，便可证明傅斯年不会如此做，也可推断这个说辞只能是夏鼐的一厢情愿，或凭空猜测罢了。需要对陈星灿的推理进行补充的是，尽管夏鼐是一只才气过人、智慧非凡、学问广博的大型号“海龟”，但假如到了台湾，在这座孤岛上属于自己可做的工作，只能是面对安阳殷墟发掘的一堆器物，抱残守缺地研究下去。而对这堆器物的田野发掘，当年尚是一名实习生的夏鼐仅仅是稍有参与而已，且挖的都是小墓（夏鼐语），那些气势恢弘、器物众多的大墓发掘和出土文物的具体情形几乎全然不知，因而在研究上自然就存在着不可弥补的先天性不足和限制。更重要的是，有李济、董作宾、石璋如、高去寻等当年亲自参与发掘的几座高山屹立，要想凭着这堆器物的研究脱颖而出，甚或要达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境界，几乎是难于上青天——此点在许多年后仍能得到海峡两岸大部分考古界同行的认同。
出类拔萃的夏鼐尚且如此，对于满身泥土气味，被“海龟”们不放在眼里的土学者郭宝钧，其学术前途自然可想而知。而一旦留在大陆，面对的将是高山塌陷，丘岭与坟包同时崛起的境界。在新的制高点上，夏、郭等人放眼学界将是一马平川，无人与之匹敌，其灿烂前景正可谓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风光无限好。当年夏鼐与郭宝钧的对话，可谓一语双关。就可以预见的情形而言，无论从个人的政治命运还是学术前途考虑，既然只能在国共分野的大陆和台湾之间选择，夏鼐与郭宝钧留在大陆是明智的。也正是听从了夏鼐这极富战略指导意义和前瞻性的忠告，郭宝钧才在1948年底那个混乱时刻下决心留下来，以迎接新时代的到来。聪明过人的夏鼐打定主意后，也在一片纷乱中悄然回到家乡温州猫了起来，静观时局，等待命运转机。在离开南京之前，夏鼐做的最后一件事，是为好友吴金鼎撰写了一篇悼念文章并公之于世。
吴金鼎自在李庄投笔从戎后，入四川成都新津盟军第二招持所担任接待主任一职，军方之所以让吴担任这一差使，皆因他是留洋的“海龟”，洋文、洋话都不在他的话下，搞接待事宜非有如此本领的人不能办到，吴所具备的洋文与洋话正好派上用场。但吴是学者出身，生性腼腆，不爱与人打交道，且还有一股子山东人特有的倔犟脾气，疾恶如仇，对看不惯的人和事就要迸发心中的不平，甚至还要出手摆平抹掉。是时，美国大兵在中国土地上的所作所为已令人渐觉失望与厌恶。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美盟军大量进驻成渝后方，而1944年日本军队完成“一号作战计划”，打通大陆交通线之后，又有2万多盟军官兵进入中国。对于盟军在中国的生活状态，《剑桥中华民国史》一书这样写道：一个美国士兵在中国的费用，抵得上500个中国士兵的费用。孔祥熙曾对美国官员抱怨说：“在中国，你们的孩子每天需要6只鸡蛋，而现在减为4只。……为了供应肉食，我们把耕牛拿来给你们吃……很快将没有任何牲畜留下来帮助农夫们耕种他们的田地了。”另据一位美国专家对1200名中国士兵检查结果发现，有57％的中国士兵营养不良。如此艰难困苦的情况下，盟军官兵吃了中国老百姓的耕牛，还性欲大发，四处留情。对此，江西学者廖作琦曾作过这样的记述：“‘食色性也’，这批美军大哥们的‘性’的解决问题，最初落到了励志社总干事黄仁霖的头上。初期人数不多时，黄仁霖在重庆市七星岗下面的一小块平地上，建了一幢两层楼的‘胜利大厦’，里面有舞厅、宴会厅等场所，并找一些交际花之类伴舞，但粥少僧多，只能供应部分中上级军官。而那些士兵们呢？就任其自由发展，让一些妓女来担任此一任务。因为美军手中花花绿绿的美钞炫眼，于是一些生活困苦的家庭妇女（曾发生过产下混血儿、夫妻离婚的事），和极少数的女大学生也加入了此一行列。当时经常看见美军驾着吉普车，旁边坐一个浓妆艳抹、花枝招展的女郎嘻嘻哈哈的招摇过市，有的不会说英语，还比画着手势，这些被市民们讥称为‘吉普女郎’，成为当时街头的一种奇景。”又说：“三十四年抗战胜利前夕，成都华西坝发生了一起教会办的华西大学学生捣毁成都某报馆事件，起因是该报将《西厢记》中叙张生赴莺莺约会时的一首诗稍作改动，以讽刺该校少数少女兼作‘吉普女郎’的事情。”
王实甫所作《西厢记》的原句是：
待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
月移花影动，疑是玉人来。
而报馆编辑竟借题发挥，把此诗改为：
待月西厢下，迎风腿半开。
月移花影动，疑是美人来。
如此肉麻加赤裸裸的讽刺美军与中国女大学生的交易，自然要引起麻烦。只是麻烦过后，报馆照常开业，“美人”继续四处寻找花姑娘让其“迎风腿半开”，且凭借自己所具有的世界强者的地位，态度跋扈，气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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