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的学术研究的想象，在中国学人中是凤毛麟角的，因为这需要一种博大的透视力、远景的描绘、计划的构想和对纯学术以外的热情。在这些条件上，李济是现存老一辈学人中比较接近的一个。例如，他在四十年前就注意到中国民族的移动问题；三十九年前就注意到中国苦力的劳动量问题；三十八年前就注意到外人发掘古物必须留在中国的问题；二十九年前就注意到古物一律不得私人藏有的问题……这些观点和构想，都是很博大的，都是超乎一般普通学者教授们的‘管’见的。这些博大的观点，自然使具有它们的人，逐渐能从本行的专业，发衍为‘科学的东方学正统’，再从而在中国全面的有组织的推进科学思想，以使中国真.正达成现代化。”
在所有谬论充栋的李敖言论中，这段论述算是少有的人话。其实，早在1934年李济发表的《中国考古学之过去与未来》一文，就体现了这一思想脉络和文化识见，而李济作为大师之“大”，除了他对考古材料缜密的考证，主要还是体现在他的胸襟、学术眼光与对整个人类文明过去与未来的清醒认识。在考古人类学领域，李济在初出茅庐，像“刚出笼的包子”满身热气腾腾地走入田野的时候，便极富创建性地提出了如下主张：
一、古物国有，任何私人不得私藏；二、设立国家博物院，奖励科学发掘，并有系统地整理地下史料；三、设立考古学系，训练考古人才。
为实践这三项主张，李济在清华国学院第一次田野考察发掘西阴村时，就做出了“古物国有”的示范性表率。从他涉足古物那一天始，直到去世，据他的同事、亲友及弟子们说，家中没有一件古物，晚年书房里只有五只木雕的猴子，这是因为李济属猴，在台北参加了一个猴属同乡会而特别制作的。生前藏有近二万册图书无一善本，死后分别捐赠给北京和台湾两岸的科学、教育机构。
有人认为李济正是为了实践他倡导的第二个主张，在史语所创办的早期，才积极协助傅斯年筹办中央博物院，并一度出任筹备处主任。只是其间遭逢八年抗战和颠沛流离，使这一理想未能充分实现。所幸的是，来到台湾后，他的第三个主张和理想得以顺利实施——这便是创办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系。
初到台湾的李济在朱家骅、傅斯年等人支持下，克服种种困难与阻力，于1949年创办了台大考古人类学系，并于秋季正式招生。李氏除继续担任史语所考古组主任，还兼任该系系主任之职，并聘请史语所同仁董作宾、芮逸夫、石璋如、凌纯声、高去寻等到该系任教。——这是中国科学界第一次在本国土地上把训练职业考古学家列入大学计划之内的典范，从而开创了大学教育体系设立考古专业的先河，为中国考古学继往开来作出了划时代 贡献。尽管这一学科创办之初，限于当时的条件和大众对这一“乌龟壳研究会”和“刨死人骨头”工作的陌生与偏见，招生很少，但总算为考古学的未来播下了种子。当时除一个叫乔健的学生自动转系来到考古人类学系外，首届毕业生仅有李亦园、唐美君二人。第二届学生共招收三人，分别是张光直、林明汉、任先民。以后学生渐多，有许倬云、宋文熏、尹建中、连照美等。这些学生走出台大后，随着岁月的淘洗磨炼，大多数成为蜚声中外的考古人类学家。其中李亦园、张光直、许倬云等大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之势。
1954年，中国大陆以“汉字落后论”为前提，根据毛泽东在1951年所作“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的指示，延续了几千年的正体字全部废止，以拉丁化拼音文字取代正体字的声浪遍及宇内。这年9月22日，李济致信正在美国哈佛大学就读的张光直，说道：“中国学术在世界落后的程度，只有几个从事学术工作的人，方才真正的知道。我们这一民族，现在是既穷且愚，而又染了一种不可救药的、破落户的习惯，成天在那里摆架子，谈文化，向方块字‘拜拜’——这些并没有什么‘要不得’——真正‘要不得’的是以为天地之大，只有这些。”又说：“但是，每一个中国人——我常如此想——对于纠正这一风气，都有一份责任。所以，每一个中国人，若是批评他所寄托的这一社会，必须连带地想到他自己的责任。据我个人的看法，中国民族以及中国文化的将来，要看我们能否培植一群努力做现代学术工作的人——真正求知识，求真理的人们，不仅工程师或医师。中国民族的禀赋，备有这一智慧。适当的发展，即可对现代科学工作作若干贡献。你们这一代是负有大使命的。我很高兴，有这一机缘帮助你走向学术的路径。”
这封切中时弊要害又情深意长的书信，凛然鲜明地凸现出李济的心胸与思想情怀，并直接影响了张光直的思想和学术追求，使他在现代科学的道路上奋力前行，终成世界级考古人类学一代巨擘。
就在李济写这封信的第二年，与其并驾齐驱的史语所元老董作宾离职赴港，过起了一种独在异乡为异客的“另类”生活，而日后的人事纠葛与误会也由此而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