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只有十九位活着在台湾。……现在得了政府的帮助，及海外团体学会的帮助，始有今日的规模。设了七个研究所，召开了四次院士会议，选了三届院士。今天上午第五次院士会议，经过了三次投票，结果选出七位院士。二位在台湾，五位在海外。在台湾的是梅贻琦、陈槃，在海外的是任之恭、柏实义、程毓淮、李景均、何廉。十几年来，我们在这个孤岛上，可算是离群索居，在知识的困难，物质的困难情形之下，总算做出点东西……”
胡适讲罢，由凌鸿勋与李济分别讲话。李济先说“中央研究院”的任务是拟订国家学术方针和研究政府交议事件。为国家拟订学术方针是件任重道远的事，我们如何交代？接着旧事重提，谈到1961年11月6日，胡适出席“亚东区科学教育会议”，在开幕式上所作的《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演讲并受到围攻，同时提到胡适的观点在某些地方与自己的看法也不一致。认为“科学思想在中国生根不成，是最大的问题。经过50年提倡，今天我们的成绩如何？一切科学设备是向外国买来的，学生最后必须出洋去，我们有什么中文的科学大著作？还比不上日本。我真不敢乐观，科学不能在这里生根，就总觉得它是舶来品……”
对于李济的说法，接着讲话的吴大猷不以为然，劝大家不必悲观，吴说：“我们有了留学制度40年，为什么科学不能在国内生根，主要的原因是缺乏环境。留学得了博士的，只是找到研究学问的入门，并没有受完足够的训练，如果立刻回国，就很难自行继续研究下去。我们要把基础栽培起来，绝对没有捷径。像杨振宁、李政道这样的天才，尚需八九年的训练才能成熟。一个国家更得加倍努力的时候，要20年才能有个标准。我觉得李济先生不必太悲观……”
吴大猷言毕，胡适接着说：“我赞成吴大猷先生的话，李济先生太悲观了。”胡适说此话，是缘于李济旧事重提，勾起了他的不快。胡氏想到自己的观点遭到社会上无聊之徒的“围剿”，如今连自己人也不赞成，有些恼火。随后的发言，虽是承接吴大猷所讲“不知哪位先生首先提出‘迎头赶上”’这句颇有些不自量力和投机意味的说法而来，但心中仍是冲“围剿”的旧事而借题发挥。胡适说道：“我们中央研究院从来没有说过什么太空、迎头赶上的话……我们现在不要谈太空理论，是达不到的，今天连一个完全的物理系都没有，还谈什么太空？清华大学花了200万美元，添购设备，可是依旧没法聘到中年的物理人才来领导……”胡适说到此处，似有些伤感和动情，继之说道：“我去年说了二十五分钟的话，引起了‘围剿’，不要去管他，那是小事体，小事体。我挨了40年的骂，从来不生气，并且欢迎之至，因为这是代表了中国的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
胡适所说的“围剿”，自是指以徐复观为盟主的一批所谓的“新儒家”和异己分子，对自己的思想观念和人身攻击。按当时的情景推断，面对海内外云集而来的学界名流、门生故旧，此时的胡适心头在掠过徐复观以“耻辱”、“脸厚心黑”、“最下贱的中国人”等词语谩骂的同时，也一定不会忘记徐氏攻击自己为维持现有的官场和学术地位而采取的三大战略：
第一大战略是：以诬蔑中国文化、东方文化的方法，来掩饰他为什么不懂中国文化、东方文化。以赞颂自然科学的方法，来掩饰他为什么不懂西方人文科学方面的文化，因为他是志在自然科学。以忏悔少年走错了路的方法，来掩饰他为什么又不懂自然科学。第二大战略是：以“无稽之谈”，“见机而作”的方式来谈自由民主。
第三大战略是：以院士作送居留美国或已入美国国籍的学人的人情，因而运用通信投票的魔术，提拔门下士，使中央研究院变为胡氏宗祠。
尽管胡适一再表白对于别人的骂，自己从来不生气，但要做到心如止水，又谈何容易。因而当胡适对当年“二十五分钟的话”旧事重提后，当时在酒会现场的胡颂平说看到：“先生讲到这里，声调有点激动。”接着对台湾立法院、监察院、省议会，特别是监察院“那个破房子里一群老先生老小姐聚在一起讨论批评”进行了嘲讽。就在胡氏“大声疾呼的时候，突然把话煞住，也许感到（身体）不适了。急忙接着说：‘好了，好了，今天我们就说到这里，大家再喝点酒，再吃点点心吧，谢谢大家’”。
此时，立在不远处的胡颂平看了下表，正是6点半，客人开始陆续散去，胡适仍站在原处含着笑容和一些人握手告别。当他正要转身和一位客人说话时，忽然面色苍白.?，晃了一晃便仰身向后倒下，后脑先碰到桌沿，再摔倒在磨石子的地上。站在他附近的凌鸿勋、钱思亮等连忙伸手来扶，但为时已晚。一代鸿学硕儒、儒林宗师、新文化运动的老祖，因突发心脏病发作溘然长逝。
噩耗传出，有人谓胡是被李济气死，更多的人则认为李济只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点燃了一根错误的引线。胡适真正的死因应该归之于徐复观等辈狂勃的谩骂与围剿，徐复观才是真正导致胡适砰然倒地的天暴星和丧门神。
胡适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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