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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代行政区划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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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军事因素对行政区划的影响
,早在公元1253年,忽必烈就从四川宜宾出发,分兵三路,越大渡河,以革囊渡金沙江破大理,平定云南。忽必烈称帝后,先封皇子忽哥赤为云南王,到至元十二年,即下诏攻宋的第二年,正式建云南行中书省。

    所以到元代天下大定以后的至元十七年(公元1280年),全境共分为上述六个行省及中书省直辖的腹里七个部分。其时腹里的范围极广,包有淮水以北,山陕间黄河以东的广大地域。很显然,六个行省的区划完全是军事行动的直接后果(同时各行省的首府也是军事行动的指挥中心)。这种战时体制并不能适应和平时期的行政管理需要,所以过了一段时间以后,这个体制就逐步得到调整。

    首先是四川行省从秦蜀行省中分离出来,这是至元二十三年(公元1286年)的事,四川在中国历史上首次作为单一的高层政区出现。但是这时的四川与宋代川陕四路的范围有所不同,汉中盆地由于与秦岭以北地区同时入于蒙古之手,所以已和陕西牢牢结合在一起,不再属于四川,以至于今。

    其次是组建新省,至元二十八年(公元1291年),将中书省黄河以南地区及湖广行省与江淮行省的长江以北地区划为河南江北行省。而后江淮行省改名江浙行省,大德三年(公元1),罢福建行省入江浙行省。于是元初的六个行省到元代中期调整为七个行省。

    另外,在东北又置辽阳行省,在西北又建甘肃行省,在外蒙古以北又建岭北行省,因此元代中期的行政区划体系是中书省和十个行中书省并有的格局,大致进入比较合理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