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来她已经睡了。
只是门上了锁。
我无法进入，只好踢破了门。
客厅很整齐，茶几上还放了一束冰凉的百合，房间的被褥没动，裕美的白丝睡袍还叠得好好的，一双缎拖鞋正正的排着，象小学生。厨房的灯没关，吊灯散着一团光。我们常在这团光里吃饭，有圣洁安稳的味道。只是洗碗盘里有一只威士忌杯，还有少量的威士忌酒。
在浴室里我找着了她。她选择了最残酷的方法结束她自己。或许折磨我。
她穿了我们婚宴迎宾那件莲青粉荷和服，左手还拿着一支尖刀（裕美是左撇子），半蹲半卧的，血泻了一地，微微露出粉白的肠子来。她的眼睛微张，半笑似的，看着我。这是我看过最哀伤的眼神了，很奇怪，这一刹那，我的内心毫不激动。我只是知道我毁掉了我眼前的一切。其实在这一刻，我已经死了。日后的日子不过在摹仿生命。
我住进了医院。普通人叫这做“精神崩溃”，其实我只是血压低及严重睡眠不足。出院的时候，我发觉我掉了大量头发，变了一个半秃，而且皱纹飞快的爬上我的脸。
盛放如罂粟
我对生命非常厌倦。
我搬到得萨斯州去。好象那边的天地广阔些，我也改变了我的生活方式，除了上医院，教一两门医学预科的课，其它时候我都独自一人，驾车到湖边，钓一整天的鱼，闲来坐安乐椅看电视，有时就此睡着。我觉得我愈来愈像一个老人了，虽然我只是三十七岁。
未几看到我妹妹芳子死亡的消息。她在早稻田大学毕业之后便想从政。最后加入了社会党，而且开始参与竞选。有时她会寄张宣传单来。她反对兴建核电厂，又反对堕胎，进步与保守，兼而有之。我们一直没有通信，直至一天我在“读卖新闻”看见她被谋杀的消息，相信此宗谋杀有政治动机。
据报载，枪杀是在她家的客厅发生，子弹从近距离发射，穿过她的腹腔及脑袋。现场没有挣扎痕迹，相信为熟人所做。我在报上看见案发现场。她这个家，我也没有到过，这个女社会党员被谋杀，而她就是我的妹妹，我感到极度陌生。报上这张案发现场照片，见得客厅陈设简单，墙上挂着一幅大相，一个女子，穿着莲青粉荷和服，带着三个小孩子，在照相馆里整整齐齐的微笑着。这是我家的一张合家照，是在母亲去世前约一年照的。现在妹妹又逝世，照片里的人只剩下大哥和我。来到这个年纪，身边的人一个一个的死了，而后来我身体内的癌细胞美丽盛放如罂粟花。我看着这张报上的照片，忽然流了一身汗。
这样我又搬回三藩市，是否妹妹的死亡，令我很想跟过往接近些。我没有回日本奔丧，其实我无法想象妹妹已经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政客，而且会被谋杀。我记忆中的芳子只是一个在田野间在我身后叫我“二哥二哥”的小女孩。不多久，我开始胸口剧痛，腋下有硬块。其实我已经知道这很可能是癌症。
十分痛的时候，我注射吗啡止痛。
我非常非常的寂寞，我十分渴望死亡。
所以当我接到报告时，我如释重负。正如我十分亲近的人一样，我也要离开这个世界，能否与他们见面，不得而知，我想我根本不存在。
我拍一个电报给大哥，告诉我回乡的日期，以及我身体的情况。大哥已经四十五岁，一直留在由布县耕种，并育有五名子女。我们已经十多年没见面。所以我在电报上描述了我会穿POLO恤，短裤及行李的式样颜色，怕他把我认不出来。
从别府坐火车到由布县，风景渐荒凉，火车十分陈旧而细小。我已经布认识东京，但别府就和以前一样，房屋疏落，张目便是稻田，春耕秋收，冬日有雪。我不过是一个小学生，到外面转了一圈回来。
人世的巧合
还没有到达由布县，火车经过一条隧道。在黑暗里我努力记忆大哥的音容，但其实已经无法记忆。
当然我在车站一望便把他认出来。他的头发已经全秃，而且还一拐一拐，迎上来，叫我：“平岗。”然后替我提行李。我从不知道大哥双腿有碍，后来他解释说，数年前地震，双腿为塌屋子所伤。
我们的祖屋竟然也没变，只是台阶长满了霉绿的青苔。我儿时所沉迷的一只木头鸟仍搁在几上。几上还是二十多年前的老电话，十分笨重。墙上还挂着那张全家福照片：“是从芳子家搬回来的。”大哥又略说了芳子的情况，骨灰已经运回由布县安葬。警察来了信，表示谋杀案贞查日久，暂无头绪，档案暂时搁置。
我与大嫂及众子女寒暄数句，交给他们一点小礼物，感到十分疲倦，便想休息。大嫂为我收拾儿时和大哥分用的房间，棉被居然还是那张银紫千羽鹤锦被面，不过已经褪了色，我陷在半睡半醒之间，依稀听到了母亲唤我：“平岗，不许懒惰，快起来。”醒来只听到寂寂的风声。天色已经阴沉起来，想来快下雨。
大哥在客厅ib.里煮茶。热水细细的泡着，水气氤氲，外面“哒”的下了大雨。茶泡开了，炒米一粒一粒的浮起来，茶香扑鼻。大哥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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