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编成拳谱，流传后世。
据说在元朝，山西太原有一个酷爱武术的武林高手，名叫白玉峰。他个头不高，但身手矫健，精通武艺和气功，尤其是他的剑术相当精妙。白玉峰为人豪爽，喜欢交友。凡是路过太原的武林好汉，白玉峰一知道，就非要请到家中，热情款待，切磋武技。白家虽然很富，但由于他一门心思都在武术上，不理家务，坐吃山空，家业就败了下来。他干脆离家出走，云游四方，以传授武艺为生。后来白玉峰与另一个武林高手李叟接受了少林寺觉远和尚的邀请到了少林寺。在少林寺，白玉峰将少林武术与自己的技艺结合起来，融会贯通，把少林旧有的罗汉18手增加到170多手。他认为练武有五个因素最为重要，这就是精、力、气、骨、神。这五大因素相辅相成，于是编出龙、虎、豹、蛇、鹤五种拳法。龙拳练神，虎拳练骨，豹拳练力，蛇拳练气，鹤拳练精。李叟也把擒拿、棍法的绝技结合在少林棍法中，并传授了大、小洪拳，对少林武术做出重要贡献。少林名声大振。由于觉远和尚通过访名师，成就了少林派武术的神妙绝技，后人尊他为少林拳法的“中兴之祖”。后来，白玉峰也削发为僧，号为“秋月禅师”；李叟在少林传艺十几年后离去。虽然这个广泛流传的故事的真实性还值得探讨，因为元朝严禁民间习武，大概少林寺也不能例外，但是它反映了少林武术不断地从民间吸取营养的事实。还有不少民间武术家为了避祸，削发为僧，利用佛门保护自己，把自己的技艺带到少林寺。
少林棍法为武林一绝，但是少林棍法能达到这种高深的境界是与明朝著名的抗倭将领俞大猷分不开的。俞大猷武艺高强，尤其是他的棍法非常高明。因久闻少林棍法的盛名，明朝嘉靖四十年(公元1561年)俞大猷在南下赴抗倭前线的途中，专程前往少林寺一游。少林寺的住持小山上人让精通棍术的武僧给俞大猷表演。不料，少林棍僧的技艺使俞大猷非常失望。他坦率地批评道，少林僧人的棍法虽然名气很大，但已经失去真传。俞大猷的话使少林僧人大为震动，他们立刻表示要请俞大猷传授棍法。无奈此时俞大猷军务在身，不能久留。于是，小山上人选派了两个年轻而身手矫健的僧人宗擎和普从，跟随俞大猷前往军队学习。他们在俞大猷的指点下整整学习了三年，然后回到寺中又传授给其他僧人。就这样，有近100名僧人掌握了俞大猷的棍术，从此少林棍法更加精妙(俞大猷《正气堂集·新建十方禅院碑》)。
作为中国古代武术的圣地，少林寺也为培养武术人才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如著名的明代武术家程宗猷(公元1561—？年)就曾经在少林寺学习武术十几年，深得少林武术的精髓。他离开少林寺后，写出了《少林棍法阐宗》这一重要的武术著作。
少林武术在明代达到了很高的水平，给当时去嵩山的游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明人王士性游少林寺时，亲眼看到了少林武僧们表演的拳术、棍术。在他的游记中称赞道“拳棍搏击如飞”。一个僧人的猴拳表演更是使王士性赞叹不已，他写道“盘旋踔〔chuo戳〕跃，宛然一猴也”(王士性《嵩游记》)。明代文学家袁宏道(公元1568—1610年)在看了表演后也情不自禁地将少林拳术称为“绝技”(《嵩游记》)。
的确，在明代不仅少林寺里的武僧们一个个技艺高超，就是寺里的一些勤杂工，长期生活在这样一种尚武习武的环境里，耳濡目染，也不是等闲之辈。有个叫边澄的宁波小伙子，力气很大，能够用肩膀顶住下山的车子。他听说少林寺的武功天下有名，就去少林寺当了一名烧火工。僧人们习武时，边澄常在一旁认真观察，用心琢磨。这样过了三年，少林寺的住持感到他劳苦了多年，准备教他几手，不料，边澄回答道，我已粗知一二。一试，果然身手不凡。后来，边澄离寺漫游各地，居然没有碰到敌手。一天，边澄到了姚江(今浙江余姚县)，在酒馆里与当地的一个豪门子弟发生冲突。这个豪门子弟与边澄角力，被击败，于是恼羞成怒，纠集100多人，拿着长矛，围攻边澄。有少林武功在身的边澄，泰然自若，在矛尖就要扎到自己身上的刹那间，忽然用佩巾缠住一支长矛，纵身一跃，便出重围。众人大吃一惊，扔下长矛，倒身便拜。后来，在明武宗年间(公元1506—1521年)，日本人假借进贡窥伺边防，其中一些人精于枪术，听说边澄的武艺高强，就提出要与边澄较量较量。于是十几个人对边澄一人，日本人拿着枪直逼过来，只见边澄用大扒一挥，日本人的枪纷纷落地(《宁波府志》)。
少林武术之所以扬名天下，除了武技高超这一原因之外，还与少林武僧在民族危难的时刻能够挺身而出，为民族赴沙场、洒热血有直接关系。在明朝，特别是在嘉靖年间，日本海盗经常入侵东南沿海一带，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被人们称为倭寇。沿海一带的人民深受倭寇的祸害。抗倭成了明朝的一件大事。倭寇多是一些亡命徒，很有一些武功，使用的倭刀也锋利坚韧，很难对付。再加上有火器的配合，战斗力很强。明朝的军队屡战屡败，直到抗倭名将戚继光组织了精锐的戚家军，才改变了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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